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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中国以前，英国必须把一船一船的银子运来，换取茶叶、大黄、丝绸、瓷器。
早在唐朝、宋朝，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是阿拉伯人。其后，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干过这生意，然而数量不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蚕食印度以后，把鸦片大量种植，作为该公司的专利品。于是英国商人获得丰富的鸦片来源，纷纷把英国的货品（包括毛呢）运到印度，换出钱来买廉价的鸦片输入中国，吸收白银。
由于中国政府自维正年间以来，严禁鸦片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印度供应鸦片，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卖鸦片给中国人，或准许公司自身的船只代客运输鸦片到中国。
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止，东印度公司享有中、英之间一切贸易的专利权。不属于该公司的英国人与英国船只，却未尝不可以对华贸易，只须向公司缴纳相当费用。
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华贸易专利权以后，任何一个英国人均可以来中国做生意，而不必向该公司缴费、受该公司管制。英国政府顾虑到这些“自由商人”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管理，因此才设立了所谓“王家委员会”，由三个商务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先后任命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为三个临督之中的总监。
“自由商人”蜂拥而来，中、英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上升的主要项目是鸦片。
雍正年间，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是二百箱（每箱在一百斤左右）；乾隆年间，是四千箱；嘉庆年间，是四千五百箱。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是一万四千箱。
在义律继任总监的第一个年度（1837年至l838年），进口的鸦片是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第二个年度，是四万零二百箱。
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政策，在雍正、乾降两个皇帝之时，是禁止境内的人民“吸食”，但准许外国的鸦片以药品名义“输入”，按值抽税。到了嘉庆皇帝之时，把输入也禁止。但是“洋烟”照样以走私的方式进来。
那时候，由于大小官员无不受贿，烟船公然来往于澳门、黄埔之间。道光皇帝即位以后，严令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加以取缔。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认真起来，把黄埔的烟船统统赶走，而且惩办了澳门的若干囤户。
事实上，鸦片贸易有增无减。烟船移泊到“海外”的伶仃岛交易的手续，不再是现款取货，而改为先在广州付款立券，然后在闽、粤之间的南澳等地凭券交货。同时，趸船代替囤户，而运烟的任务改由所谓“快蟹”执行。（快蟹是具有十个桨的小船。） 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监罗宾臣，之所以把他的办公处由广州移到伶仃岛，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样的大迂回，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坏官吏，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好官吏，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
于是，“鸦片输入解禁”渐渐成为若干华人、英人的一致要求。他们的代言人，是太仆寺少卿许乃济。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主张解禁。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课以重税，限以只许“易货”，不许“易银”，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
许乃济劝道光，把吸食鸦片的禁令也取消。他说，吸食鸦片的本是“闲荡无用之人”，吸穷了活该，吸死了也活该，毫无足惜。政府只要管住了当兵的、读书的与文武官吏，就好。
许乃济很彻底，除了主张不禁输入与不禁吸食以外，又主张不禁种植。他说，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鸦片多了，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购买。
道光把许乃济的奏章，批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填、粤海关监督文祥，叫他们详议，这三人议了以后，向道光复奏，说“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但是，道光本人颇不谓然。他继续征求京城内外大小官吏的意见。于是反对开禁的奏章，他也接到了不少。其中以黄爵滋与林则徐二人所写的，为最有理由。
黄爵滋是鸿胪寺卿，翰林出身，江西省宜黄县人。他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大危机，是存银日少、银价日涨，人民在雍正年间只需八百八十文便可以换取白银一两，而现今要凑上一千六百多文，才能换到一两。原因是：“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所上的奏章之中，建议以一年为期，禁绝人民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赈，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过去，吸食鸦片的仅仅枷杖了事，至多坐牢二年，他主张改处死刑。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章，发交各省督抚，获得林则徐的热烈响应。
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翰林出身，历任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宁、湖北、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时候（道光十八年）担任湖广总督，一向以清廉能干著名。
他支持黄爵滋的建议，限令吸食鸦片的人在一年以内戒绝，逾期概处死刑。
他提出几项具体的施行办法：饬地保、牌头、甲长收缴烟具、烟膏、烟土；加重贩卖烟土与制造烟具者的惩罚，并先期叫吸烟人自首具结，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个月为一段，三个月内能戒的无罪，不能戒的加以小罪，到六个月尚不能戒的加以较重之罪，以次递加，到了满一年尚不能戒的处死。
林则徐不愧是一个仁者，他征集得戒烟的药方、饮方与丸方各一种，抄出来报告道光，以通饬各省官吏晓谕烟民服用。
他不等候道光对他的折子作何决定，就立刻在湖南、湖北二省雷厉风行地禁起烟来。他这样做，并不违旨，因为雍正以来“列圣”的禁烟谕旨犹在。朝廷虽则在广征各方面关于解禁与厉禁的意见，但尚未颁有解禁的法令。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捉拿所有开设烟馆的贩子。同时他掏出自己的钱来，配制戒烟丸药，送给瘾君子吃。民间的烟具、烟膏、烟土，被他收缴得几乎净尽。
有很多烟民，因此就很快地把烟戒成。他们的妻子感激极了，颇有跑到总督衙门来，向林则徐叩头致谢的。
道光听到消息，认为他禁烟最有成绩，便特别重用他，发表他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
所谓“海口事件”，是发生在广州商馆门口的一件华洋互殴之事，日期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l2月12日）。
原来，两广总督邓廷桢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于奉到朝廷所综合各方意见而制定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以后，也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后尘，认真地捉拿烟贩、收缴烟土。邓廷桢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将一个烟贩子何老金处绞，让洋人知道中国的厉害，以后少干些鸦片走私的勾当。
这一天，十月二十六日，邓延桢派人来搭棚子，竖起木架。各国洋人见丁大怒，便阻止衙役，而且拆了棚子，毁了木架。衙役们于是把棚子与木架移到附近的潮音街，草草地绞杀何老金了事。
有几千个华人到商馆的门前看热闹，洋人纷纷出来用木棍子打。华人也就捡起砖头、石头向各国商馆的窗户抛掷，闹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南海县县知事带了二十名左右的兵十来弹压，才把群众赶走。
这时候，各国商馆本已由于英商殷纳斯私运两箱鸦片的案件而受“封舱”，又有了这十月二十六日的斗殴事件，情绪便愈加愤激。
洋商有自己的“商会”，于是以这个商会的名义，写信向总督邓廷桢抗议说：商馆前面的空地，一百年来一向是洋商们游息之处，不应该把它改作刑场。总督的回答是，这空地虽则暂准洋商游息，但仍旧是天朝的领土，洋商竟然抗议，殊为狂妄。以后将有更多的烟犯，押到这空地上处绞，让洋商之中的不良分子知所警惕。
殷纳斯在三十日遵令出境，总督不愿意立即“开舱”。理由是，尚有若干烟船停泊在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珠江江面。
两天以后，义律出了一个布告，通知所有的英商，叫他们把烟船驶出虎门，并且不得抗拒中国官方的检查与没收。倘若有贩烟的英国人打死华人，必将处以死刑，正如在英王陛下的领土以内一样。
布告出后，过了五天，英商的若干烟船依然停在黄埔没有走。义律于是顾不得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不许他向两广总督上禀帖）的训令，又向总督递起禀帖来。总督叫广州知府与协台谕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