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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从《永乐大典》之中抄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其后，他帮助毕沅完成了《续资治通鉴》。
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督促全馆的同人，把《四库全书》修订成功，又依照乾隆的旨意，编出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功劳也很大。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错误在所不免，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四库提要辨证》，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
《四库全书》一共写了七部，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奉天（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一部不全的（文澜）。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我们真要受用不浅。
《细说清朝》六五、乾嘉学人
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均卓然有所建树。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与王氏的《广雅疏证》，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卒于同治二年，对《诗经》极有研究，写了《诗毛氏传疏》《毛涛说》《毛诗音》《诗郑氏笺考征》《诗语助义》，等等。
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却分别写成《管子校注》与《管子案》两部书。
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某字为某字的转注。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但是，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必须有根据、有例证。这叫做“以经解经”。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经解经’的结果，与汉儒的解释不同，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他的儿子王引之，说他是“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人。梁启超（任公）说，戴派的学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又说“如高邮＇王氏＇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毛郑贾马服杜”，是毛苌，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
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尔雅》《说文》，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到了二十五岁以后，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易经》《书经》《诗经》《周官》《仪礼》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这些书上的难题，而加以解释。他因此就写出《经义述闻》，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与《太岁考》二十一论、《通考》四十一条。
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是《经传释词》。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均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的。
阮元在浙江当巡抚，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雇了十几个书记．把古书上的单字，一个一个写下来，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依次排列，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称这一部书为《经籍纂诂》，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 这《经籍纂诂》的确是一部符合于“戴派”传统的工具书。 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弟子”。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当时的人每以“王、阮”并称。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与工部的侍郎，浙江、江西与河南的巡抚，湖广、两广与云贵的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刑部与兵部的管部大臣，加官至太傅。逝世之时，享寿八十六岁。
阮元到一个地方，都很注意人才，提倡读书。他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在广州所办的学海堂，均是有名的学术中心。
除了编出《经籍纂诂》以外，他又印行一套丛书，称为《学海堂经解》，一共搜罗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著作。《十三
经校勘记》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由专人分别写成的。
在《易经校勘记》的序文中，阮元对惠栋颇有微辞．说惠栎在他的《周易述》里面，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周易集解》之时，常常更改《易经》本文，所改的很多“似是而非”。
惠栋（定宇）是苏州府元和县人（元和现已并人吴县）。曾祖惠有声在家乡教书为生，与清初的隐士徐枋是好朋友。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学生，于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官至山东密云县知县，写了几部关于《易经》《春秋》与《三礼》的书，与两卷颇有创见的《诗说》。父亲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作了广东学政，于陛见雍正之时忤旨，罚修镇江城墙，其后被乾隆用为“侍讲”，当侍讲当了四年，回家后死在家中，留下《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书。
惠栋在功名方面只是一个秀才，不乐仕进。他写了一部《九经古义》，阐扬家学：“余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所谓古义，便是汉儒的师说。惠氏祖孙四代自成一派，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惠栋生平用力最多的，是《易经》，他写下了《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他的其他著作，是《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禘说》《后汉书补注》。
惠栋的易学，不专主汉代某一经师或某一派经师的师说，而是兼容并包，把郑玄、虞翻、荀谞、京房纳入一炉。汉儒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他们的学说的价值也大有高下，惠栋及所谓惠派忽略了这一点。
在惠栋的学生之中，以沈彤、江声、余萧客为最有名。沈彤是苏州府吴江县人，写了《周礼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果堂文集》，成就平常。江声是元和县人．专究《书经》，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说他“篆写经文．又依
《说文》改字，所注《禹贡》仅有古地名，不便学者传诵”。余萧客是长洲人（长洲也并入吴县），留下一部《古经解钩沉》，网罗唐朝以前的旧说，把“凡汉皆好”的惠派传统，扩充为“唐朝以前皆好”（专与宋明的儒家作对）。
余萧客有一个弟子，叫做江藩。这江藩写了一部《国朝汉学师承记》，说黄宗羲不该把汉代五行家的“纳甲动爻”视为伪象，胡渭也不该“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依照江藩的看法，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汉学的正统。
其实，黄宗羲与胡渭（《禹贡锥指》著者）并未标榜汉学，也不屑以汉学为标榜。
黄宗羲是王（阳明）门大师刘宗周的学生，与乾嘉以后的所谓汉学家并无关系。胡渭比黄宗羲稍晚，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生于崇祯六年，卒于康熙五十三年）。胡渭专精地理，著有《禹贡锥指》；但也写了一部《大学翼真》，在思想上是属于朱熹一派，与汉学家无缘。
黄宗羲与一般的王门明儒又颇不相同，因为他除了注重诚意慎独的工夫以外，极主张读经读史。他说：“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明儒学案》《二程学案》《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明史案》《四明山志》《今水经》《大统法辨》，等等。
在他的弟子之中，以万氏兄弟为最有成就。他是余姚人，万氏兄弟为鄞县人。因此，中国学术上便有了所谓浙东学派。
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注重实行。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刘宗周的学说，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黄氏极为感伤。
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对《三礼》极有心得，其后研究《春秋》也用《三礼》作为基础．他留下了《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与《学春秋随笔》。
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造诣之高，尤甚于斯选、斯大。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鸿绪借了去，冒为己作，送进清朝政府。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明史》，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费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从洪武直到永历。此外，他也写了一部《历代史表》与一部《儒林宗派》。他对于史实的考订，丝毫不苟，认为“言之发，或有所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