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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清朝-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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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铜锅煮饭,煮了二升米,供应了很多人,总是吃不完。(三)大师兄强德成在静海县独流镇丢了一根粟杆在地上,几个大汉抬它不起。(四)大师兄曹福田初到天津,向租界一指,租界便起了火。

义和团的发祥地是山东西部,巡抚毓贤很赏识它,毓贤的继任者袁世凯却决意将它扑灭。

毓贤之所以被调差,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多次抗议。那时候,是光绪二十五年的冬季。义和团与“教民”的冲突已到了械斗的阶段,教民有被“义民”逼迫“烧香拜神”的,“义民”也有被教民“开枪打死”的。所谓“义民”,是指的义和团团员及其附从份子(包括“大刀会”会员)。

清廷在十一月初四日召毓贤进京,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调毓贤为山西巡抚。

袁世凯不比毓贤。毓贤没有自已的兵,袁世凯是带了他的“新建陆军”来的。新建陆军这时候改了名字,称为“武卫右军”。他又把山东原有的“勇”营三十几营,选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加以训练。因此,他镇压义和团颇有力量。

在他到任以前,山东仅仅荏平一县便已有“拳厂”八百余处。到任以后,只花了两个多月工夫,他便把全省的团员压得销声匿迹,或逃奔到直隶去了。

他的方法是,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规定练拳者死,办拳厂者死,赞助拳厂者死,家产没收,以一半或全部赏给告密的人。

他把这八条章程推行得很有效。重要人物如朱红灯,也被捉住处死。

直隶总督原为荣禄。荣禄于戊戌政变以后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继任的直隶总督是裕禄。裕禄对义和团阳禁阴纵,因此义和团便纷纷离开难以立足的山东,而涌进了直隶。

他们由南而北,沿途设立“拳厂”、扩充势力,常常走到教堂里对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教民破口大骂,甚至抛砖丢石,但他们直至到达天津之时为止,并未伤害人命。

到达天津,是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底。谣传他们要在三月初一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不过,到了三月初一,却并无攻打天津租界之事。

其后,义和团竞在任邱县和官军开战,将官军击败。裕禄身为直隶总督,而并不计较。四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县烧教堂,裕禄派了副将扬福同带兵去弹压,也被义和团打败。义和团而且当场杀死了杨福同,裕禄依然并不计较。这杨福同算是白死。

不久。直隶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曹福田,反而蒙慈信太后召见。

庚子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义和团烧了芦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的火车站。

次日,五月初一,拳众又爬上涿州的城墙,在事实上占领涿州,说是“洋兵将到,本团代守”。涿州的知州无法挡驾,愤而绝食。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对于这样抢夺地方政权的大事,只派了两个高级文官前往“解散拳众”。这两人是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知府何乃莹,一到涿州便成了拳众的俘虏,被“勒令烧香跪拜”,等于是加入了义和团。

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告奋勇,也奏准前来涿州。来了以后,不仅是烧香跪拜,而且和“拳首”密谈了很久。刚毅和赵舒翘、何乃莹回京,向慈禧表演拳众如何跪拜,如何两眼直视,如何挥拳摔腿,却不提起他们自己有没有达成解散拳众的任务。慈禧似乎也不太关心那位绝食的知州,与如何收回涿州地方政权,所关心的是“拳众是否可靠?”

赵舒翘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思,连说“可靠,可靠”。刚毅藉此机会,劝慈禧准拳众进入北京。

在进入北京以前,拳众先在五月十三日当慈禧由颐和园回入城内之时,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检阅了一番,十分高兴,赏银二千两。

两天以后,五月十五,一百多名拳众先遣部队进了北京,“分成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

先遣部队来了以后,成千的拳众蜂拥而入,每天都有。他们随处设立拳厂,又设立神坛。起先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后来是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初惟徒众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矣。”

传说,甘军的统领董福祥与义和团的“总首领”李来中结拜为把兄弟。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惇郡王奕誴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短衣窄袖”,腰束红布,学了义和团团员的打扮。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内也设了坛,学习义和团的密咒。

拳众在入京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晚上,放火烧了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同时也烧了“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的房屋。(当地的教民已经逃入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第三天,五月十七(6月13日)。拳众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不曾攻得进去,被东交民巷的洋人放枪击杀八人。当天晚上,拳众烧毁崇文门内的教堂,杀死教民二三百人。(崇文门是“内城”的三个南门之一,面南偏东离开东交民巷不远。)

五月十八,拳众焚毁顺治门外的教堂,与“大栅栏”的几家卖洋货的店铺。(顺治门是内城偏西的一个南门)。

五月十九,拳众在晚间进攻奥国公使馆,被洋人放枪打死了很多。这一晚,不曾放火。

五月二十,晚间九点钟,义和团又在大栅栏放火,烧“老德记”西药房。起火以后,西南风大作,火场蔓延到“前门大街”与内城的正南之门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也着了火,煤市街、西河沿、荷包巷连带也遭了殃。这一晚,被烧的店家与住宅,有四千多家。

当时的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董福样部(甘军),甚至荣禄的武卫中军,也开始放枪抢劫。这些乱兵,一批一批地闯入官吏与“富户”之家,见了什么便取什么,先是珠宝银钞,其后便是衣裳与零星物件。被抢劫的还得赔笑脸,否则房屋也要被烧,甚至性命不保。

此时,那深居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却还在发号施令,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战争呢!

宣战的诏书,于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而是所有的“远人”。

单就文字本身而论,这宣战诏书倒也理直气壮:“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代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仁心。。。。。。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所提到的“杜士兰照会”,确有其事。杜士兰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他受日本、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三国驻津海军司令官的委托,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对中国的大沽守军递哀的美敦书,限守军于次日午前二时交出炮台。

大沽的守将罗荣光决定抵抗。他在次日午前零点四十五分下令开炮,战到午前六点三十分,丢掉所有的炮台,但也使得日本、俄国、法国的兵,及国籍混杂的天津:“义勇队”,死了六十四名、伤了八十九名。

严格说来,就时间的先后而论,这是衅自彼开。

当然,列强也可以指出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是在五月十五日(6月11日)便已于北京水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兵士杀死。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第一,杉山彬之被杀只是中、日之间的小事件与日本以外的列强无关。第二,列强海军决定攻夺大沽炮台之时,并不知道杉山彬被杀(当时京、津之间的消息已断)。 

 《细说清朝》一三三、八国联军

列强习惯于“嚣张”,在义和团事变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于拳众尚未入京之时,向慈禧表示,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准备派兵到东交民巷来保护使馆。慈禧在五月初四日答应他们:每一个使馆可以派来“三十名”洋兵保护。当天晚上,英、俄、法、美、意、日六国的洋兵便从天津来到北京,其中除了日本一国以外,其他五国均派了超过三十名的洋兵。这是激怒慈禧的第一件事。(日本二十四名,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其后,在五月初七日,续到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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