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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排满与“无君”的言论。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仁学》，其中有“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种异类，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又有“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议也。”
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被吓得赶紧写了《劝学篇》表明心迹（篇中有“宗经”一章），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说梁、谭等人的言论“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
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辞退”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叶觉劢。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去上海。总计他办时务学堂，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
到了上海不久，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
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连名上书，不由康领衔，而由他领衔。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托请转上光绪皇帝，都察院不肯收。又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不肯收。
这时候，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前后已经有过八次，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保国会”三次。第一次在粤东会馆，到会的二百余人；第二次在嵩云草堂，到会的人数不详；第三次在贵州会馆，到会的一百余人。康有为本想把“保国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在各省、府、县设若干分会，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而未能如愿。
这一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
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科员），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
五天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定国是”的诏书，决心变法。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终于发生效果。 可叹的是：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而维新云云，不仅为时极短，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有的谕旨。唯一的成就，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
甚至，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虽则“政变”是在三个月以后。
四月二十七日，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又力主变法，虽则（一）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二）在学术思想上，翁很不赞成康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 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慈禧的姨侄，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升工部尚书，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贬为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再授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
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他刚被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
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仍兼大学士），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三支军队。不久，她示意御史李盛铎，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她叫光绪予以批准，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
这阅兵的事，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到时候，把光绪捉住废掉，另立别人为皇帝。
事实上，慈禧未必有此阴谋。她大概是为了恐怕维新份子把光绪引到于己不利的路上，而预先让荣禄有兵，作为一种防卫措施而已。
慈禧之决心废掉光绪，不在驱逐翁同龢与任命荣标督直之日（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在光绪裁撤詹事府等骈枝机关之日（五月十四日），而是在光绪斥免礼部的六堂官（七月十九日）、擢用四军机章京（七月二十日）以后。
礼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兼管科举与学校。所谓堂官，是两个尚书（部长，满、汉各一），与四个侍郎（副部长，满、汉各二）。在各部尚书之上，常常又有一个所谓“管部大臣”。
被光绪斥免的礼部六个堂官，是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涏、徐会澧、曾广汉。
这六位堂官之所以获罪，由于拒绝代呈该部一个主事（科员）王照的一封奏章。奏章里有下列几点内容：（一）请光绪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游历，先到日本看看；（二）设立一个“教部”、“扶翼圣教”；（三）责罚本部堂官，因为这几个堂官毁谤光绪，为臣不忠。
这一封奏章，王照先交给许应骙，许应骙不收。王照又交给怀塔布，并且说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他便送到都察院，请都察院代呈。结果，怀塔布答应代呈；却同时叫许应骙参劾王照一本，说王照咆哮署堂，居心“陷皇上于危地（日本）”。
光绪这才于收到王照与许应骙的两本奏章以后，在七月十六日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四个侍郎交（刑）部议处。四天以后，七月二十日，将六人一齐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在原则上有权如此做，因为他自从光绪十五年二月起业已“亲政”。事实上，他一向凡事必请示慈禧，而竟然敢自作主张，把一部的尚书、侍郎六人统统免职，把一个“七品小京官”，破格升为四品，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第二天光绪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而且赋以相当于宰相的大权。
这四个小臣是，内阁侍读杨锐、内阁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光绪发表他们为“军机处章京”。名为章京（秘书），而事实上等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因为从此以后光绪把所有的章奏交给他们看，所有的诏旨交给他们起草。 七月二十二日，光绪突然又将李鸿章及满人敬信免去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此时本已失势，只挂了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空衔，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宠信的老臣，光绪打击他等于是目无慈禧。在光绪，并非存心与慈禧作对，只是因为深恨李鸿章对日媾和与对俄结盟，在这两件事上贻误大局，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绪是向她挑战呢？
最后，“母”子之间又有了因光绪召见袁世凯、重用袁世凯，而发生的大误会。
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前后仅有两个星期而已。
这两个星期中，情势真是够紧张的。一方面，光绪与四位新章京励精图治，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谕旨，令户部（财政部）每月列表陈报国家的收支数字，作为将来制定预算的准备；另一方面，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积极活动，怂恿慈禧实行“政变”。
《细说清朝》一三一、戊戌政变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荣禄自从李鸿章被免掉总理衙门大臣以后便十分害怕，害怕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亦将不保。恰好，在七月二十六日，光绪特召荣禄的部下袁世凯晋京陛见，而并不同时召见荣禄，这就叫荣禄更加害怕。 在荣禄所统辖的三支军队之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最坚强。聂士成的“武毅军”，在甲午战争之中尚有表现，然而已有暮气。董福祥的一军，官兵皆无纪律，不堪一战。
荣、袁二人之间，私交不算坏，而且拜了把子，结为异姓兄弟。然而利害关头，谁也不能信谁。光绪为什么要特召袁世凯晋京陛见呢？不分明是要釜底抽薪作为撤换荣禄的第一步么？ 其实，光绪并无去掉荣禄的官职之意。光绪之所以召见袁世凯，出于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建议。康有为上了一本奏疏：“请皇上亲御戎衣，自统六军，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谭嗣同当面向光绪说袁世凯是一位将才。
袁世凯在八月初一日见到光绪，光绪和他谈了一阵，所谈的都是怎样练兵的事。谈完，袁世凯退，光绪随即颁了一道谕旨，开去袁世凯的直隶按察使一缺，以侍郎（资格）候补。
八月初二，光绪又召见袁世凯一次。初三的晚上，谭嗣同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问袁世凯：“天津阅兵的阴谋，你听到没有？”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