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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率领代表团，由美国到英国。英国这时候的首相是保守党狄斯雷利（Disraeli），对蒲安臣十分冷淡。蒲安臣从9月19日（同治七年八月初四）等到ll月20日，等了两个月，才见到维多利亚女王。
其后，保守党内阁垮台，自由党格兰斯顿组阁，情形才告好转。新任外相克赖兰登勋爵于接见蒲安臣以后三天，在12月28日致函声明，今后英国政府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友谊的压力；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不与地力当局谈判；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英国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有直接威胁之时，仍必使用武力。
这项声明，虽则含有相当的“保留”，却是很重要的一项文献。克赖兰登把声明的内容写成训令，令驻华使领人员一体遵照，同时咨请殖民部与海军部查照结果，英国对华停止了“炮船外交”，直至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时。
蒲安臣离开英国去法国，受到法国朝野的热烈欢迎。拿破仑第三接见他，并且邀请代表团参加宫廷跳舞会。但是，拿破仑第三既不肯订立平等新约，又不肯作一堪比于克赖兰登所作的声明。（不过，法国这时候已经复过克赖兰登一封信，说愿意与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
蒲安臣的原定计划是要联络英、法，排拒普、俄。现在，只得改变方针，向普鲁士下功夫。他于是经由瑞典、丹麦、荷兰到了柏林，觐见普王威廉（其后的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一）与铁血宰相俾斯麦。
威、俾二人对他与他的代表团十分欢迎，其热烈不亚于拿破仑第三。俾斯麦表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前途未可限量。俾斯麦应蒲安臣之请，代表“北德意志联邦”发表了一件声明，其内容与克赖兰登的声明相仿。
蒲安臣于是又去俄国，在同治九年正月初三（2月2日）到达圣彼得堡。他会晤了俄国外相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看出他们对中国所存的野心，知道很难有结果，闷闷不乐。他也见到俄皇亚力山大第二，而且被邀请在正月十八日入宫欣赏古玩。这一天，他回寓便一病不起，在六天以后逝世。
清廷颁一万两银子，作为他的治丧费，追赠他“一品衔”。恭亲王亲自到美国驻华使馆吊唁。
代表团的首席，由志刚接任。此人的能力、热心与蒲安臣相差太远，只想早一点回国。
于是，代表团匆匆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取道比利时与意大利登轮东返，在比、意两国也只是顺便访问而已，毫无收获。
恭亲王之所以奏派蒲安臣、志刚等人作巡回大使访问各国，
无非是作为“修约”的一种准备。恭亲王对咸丰九年、十年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记忆犹新，而《中英天津条约》载有十年以后再行修改的条款，所以很忧虑列强又将提出若干新的要求。他在同治六年向各省督、抚征询关于“再修约”的意见，以及如何应付《天津条约》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如“觐见”与“遣使”。
外国大使、公使向本国元首觐见原是例行公事，然而清朝君臣始则坚持跪拜之礼，继则于战败以后答应“对其本国君主之礼”相见，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官文说：“觐者，诸侯虻天f之礼……未有非属国而觐，即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今夷既末能进于中国，而中国转自变其礼，以委屈相从，奴才窃未见其可也。”
曾、左、李三人与官文的见解不同。他们认为不妨准外国大使、公使觐见。曾说：“拟请侯皇上（同治）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对等国家）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左说：“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李说：觐见“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施行。” 于是，恭亲王决定：等待同治大婚与亲政以后，让各国大使公使觐见。他吩咐蒲安臣，向各国元首解释，现值两宫皇太后垂帘时期，按照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男宾。
关于遣使的事，反对最坚决的也是官文。官文说：“中国（使臣）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赞成遣使的，也是曾、左、李。曾说：“中外既已和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左说：“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不乏其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抚及总理船政大臣（沈葆帧）精为访择，必有可应命者。”李说：“遣使外洋，（各）该国本毋庸跪拜，尽可从宜从众。”
于是，恭亲王便先派蒲安臣作巡回大使试试，同时叫志刚与孙家谷跟着去阅历阅历。
志刚与孙家谷二人阅历了两年，对外交官生涯已感厌倦。其后天津教案发生，被派往法国去道歉的特使是崇厚。到了光绪元年，英人马加里在云南被杀，被派往英国去遭歉的特使是郭嵩焘，副使是许钤身。
第一任正常的外交使臣是陈兰彬与容闳，所驻的国家是美国、西班牙、秘鲁。派出的年代，也是光绪元年。
《细说清朝》一一七、对秘鲁建交
秘鲁之所以于拉丁美洲各国之中特受重视，是因为当时贩运华工的船多半是秘鲁所有。华工被运去秘鲁开矿的，人数也极多。
对秘鲁建交，是李鸿章经手的。秘鲁的专使葛尔西亚在同治十二年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告诉他：根据粤海关税务司报告：同治九年有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一十三人；同治十年有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有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受不了玛也西号船主的虐待，在日本横滨纷纷跳水，企图自杀。日本当局将该船扣留，把船主与华工交由“各国领事公同讯问”。结果，通知中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何璟，派人把这二百多人带回中国）。
这些是有案可稽的，无案可稽的至少又有八九万人。因为，秘鲁专使葛尔西亚自己承认，当时已经住在秘鲁的华人有十万以上。
葛尔西亚接受李鸿章的意见，在《中秘通商条约》的草案上列入“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可以派员到秘鲁查询华工受苦的情形，通知秘鲁的地方官将雇主“传案讯断”，倘华工对判词不服，可以上诉于“秘国各大员”；凡是合同内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的，雇主必须践约；倘合同内没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而华工自愿回国又无力自付川资的，应由秘鲁政府设法送回。此外，“凡侨寓秘国（之）无论何国人民，（对官厅）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
此后秘鲁在华招工的方式，应依照《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的规定，“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
《中秘通商条约》一共有十九条，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签订。秘鲁不费一船一炮，获得了列强所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凡是列强所享有的在华特权（包括协定关税与领事裁判权），秘鲁一体均沾。
然而，这条约并未换约生效，原因是容闳以查办专员身份去秘鲁，查办以后给总理衙门报告，说：“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在）糖寮、鸟粪岛（工作），（备受）虐待。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
清廷派丁日昌，于光绪元年秘使受勒谟尔来华之时负责换约。丁日昌要求受勒谟尔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受勒谟尔不等丁日昌把话说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于是报告总理衙门，主张“暂缓换约”。
这件事，一直拖到宣统元年，才由伍廷芳于谒见秘鲁总统以后加以解决，由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议定“废除前例证明书”九条（其实不是什么证明书，而是一种“约定书”）。，
那时候，宣统元年，秘鲁自身已有劳工组织进行排华，秘鲁政府只嫌华工去秘鲁的太多，而不再有兴趣纵容歹人诱骗华工进口了。
《细说清朝》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在同治年间李鸿章所经办的外交大事之中，以对日立约与结束琉球渔民被杀案为最重要。
日本明治天皇在同治九年，派他的外务权大丞（署理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到天津，拜会李鸿章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