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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遭殃的，另有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与俄国人三名。 这三名俄国人，是被认错了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 被杀的教民（信教的中国人）在三十名与四十名之间。
英国人的教堂四座与美国人的教堂两座，同日被毁。老百姓以为这六座教堂也是法国人的。
在天津的全体洋人都紧张起来。他们于英国领事李蔚海的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自卫队”，然而老百姓其后并未对他们进攻。四天以后，清廷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离开他所驻的保定，去天津查办这个案子。
曾国藩来到天津查了一阵，认为仁慈堂的修女“挖眼、剖心确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何以知道挖眼、剖心决非事实呢？因为，倘若是事实，“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为什么说，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呢？因为“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之王三纪，静海现留之刘金玉，供词涉及教堂，在在可疑。”
但是，为了避免刺激洋人，尤其是为了避免刺激法国人，曾国藩故意把有关迷拐的一节在奏疏中“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
他而且一到天津便撤换了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借以博取洋人的好感。
洋人的反应是：（一）英、美、法、比、俄、普、西七国驻华外交代表联名对中国抗议；（二）法国代办罗淑亚单独要求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与提督陈国瑞斩首抵命；（三）各国聚集了若干兵船在天津与烟台，实行威胁。
曾国藩答应赔偿教堂损失，惩办杀人凶手，但拒绝以提督、知府、知县三个无辜的人抵命。
罗淑亚一度想使用武力，但法国海军的指挥官不表同意。原因是，普、法战争已经爆发（2月19日），非得巴黎当局正式训令，不便对中国启衅。罗淑亚因此也软了下去。
曾国藩及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并不利用法国此项弱点，而一秉原定的方针进行。曾国藩一面交涉，一面大捉所谓凶手，分别请旨判刑。被判死刑的有十五人，其后又加杀五人，凑足二十颗头颅，替法国人出气。被判充军的前后共有二十五名，知府张光藻与知县刘杰被曾国藩押交刑部，请旨判以终身充军。
事后，曾国藩对人说，他明知张、刘二人无罪，而敷衍法国人只得牺牲他们。
教堂的损失，清廷赔偿十三万两。死亡者的抚恤，作为二十五万五千两。此外，赔三万两给三个被错杀的俄国人，赔二千五百两给英国教会、四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九分给美国教会，作为重建被毁的英、美教堂之用。
清廷在天津教案未结以前，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留在天津，到津案结束以后才去京城“陛见”。
结束津案的方式是：（一）由清廷在九月十一日与十五日（10月5日、9日）连下两道谕旨，将一干“人犯”分别斩首、充军。（二）由恭亲王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在九月二十四日（10月18日）写信给罗淑亚，开出赔偿费的清单。（三）由清廷派崇厚为特使，去法国道歉。
这时候，法国已为普鲁士战败，拿破仑第三作了威廉第二的俘虏，罗淑亚对于清廷之如此卑辞厚礼乐得接受。
崇厚到了法国，找不到法国的新元首或一位能代表元首的部长，决定放弃道歉的任务，经由美国回家。他到美国后，接到清廷谕旨，严令他再去法国。最后，在次年十月间（11月23日），终于见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梯也尔，面递同治的道歉书，向梯也尔表示，希望他对于清廷的惩凶与赔款两项措施认为已够。
梯也尔回答说：“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在巴黎设一个公使馆，于中国很有好处。”
一场大案子，到此总算完全结束。
《细说清朝》一一三、马新贻案
曾国藩之所以被调去两江，一方面是由于他办理天津教案、一意敷衍法国人，引起朝野的反对，另一方面是由于南京出了总督马新贻被刺的案子，清廷认为只有叫曾国藩去，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马新贻是出生于山东菏泽的回教徒，在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安徽知县、知府、署按察使、署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在同治七年调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马新贻在两江总督衙门后面、校场与便门之间遇刺。刺他的人姓张，名文祥，是河南汝阳人。
张文祥为什么要刺他？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先后审讯张文祥的，有上元知县张开祁、江宁知县萧某某、江宁知府孙云锦、江南驻防将军署两江总督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两江总督曾国藩。
官方的文件，说张文祥的供词“反复屡变”。事实是，有人用酷刑逼张文祥“改供”，而张文祥不肯政。
魁玉与张之万的报告说：“文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文祥）妻为人所略。新贻率兵至宁波，（文祥）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
这一件报告，可疑之点甚多。倘若张文祥真是通了海盗，想为被杀的海盗报仇，怎么敢在宁波到马新贻衙门出面告状？既然是妻为人所略，怎么不去杀略妻的人，而定要刺杀不批准状子的大官。
曾国藩与郑敦谨复审以后，维持魁玉与张之万的原谳，将张文祥判了凌迟，“并戮其子”。曾、郑二人于奏章以外，附了一个“片子”，片子上说“实无主使别情”。
究竟有无主使，我们只有等待未来的历史家根据一些今日或许尚隐藏的史料加以考定。至于马新贻之是否如裨官野史所说，（一）暗通回民反清武装，（二）与张文祥及曹二虎为结义兄弟，夺了曹二虎的妻，害了曹二虎的命。也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家加以考定。
曾国藩在“请建马新贻祠堂”一奏中，说他“家世谨厚，矜式乡间。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是个极慎重于褒贬的人，这“生平践履笃实”六个字写来笔力千钧。
《细说清朝》一一四、湘军尾声
曾国藩这一次回任两江总督，精力远不如前，仍旧十分勤劳，对练兵、筹饷、简器、储才、漕运河工几项要政，无不心到、手到，终于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湘军于裁遣以后原已将多兵少，曾国藩既死，更是群龙无首。
左宗棠别树一帜，忙于经营西北。
曾国荃攻下南京，因错报幼主洪福已死获罪，失意家居，到同治五年才出任湖北巡抚，又因与湖广总督官文处得不好，于同治六年开缺回家，闲到光绪元年。
刘长佑出身拔贡，与江忠源同县，在湘军将领之中是发达最早的一人，咸丰十年便已荣任广西巡抚，其后升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在同治六年丢官，到同治十年才又从头做起，担任广东巡抚，转任广西巡抚。
刘坤一可谓后起之秀，比刘长佑年纪轻，虽则在辈份上是族叔。他跟随长佑颇久，在同治四年当到江西巡抚，但是直到光绪元年才升两广总督。
另一位后起之秀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立功很大，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受任巡抚之时，年纪仅有四十岁。
老一辈子的湘军领袖，如江忠源（楚勇）、王錱与张运兰（老湘营）、李续宾、刘腾鸿、萧启江，“均先后于攻下南京以前阵亡”。
未阵亡的有李续宜、鲍超、彭玉麟、杨岳斌。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当安徽巡抚，同治二年病故。鲍超（本人是四川人，部队是湖南人）在同治元年受任浙江提督，留在安徽作战，同治六年在湖北打捻军，与刘铭传搞得不愉快，气愤回家，到了光绪六年才一度出任湖南提督两年，于光绪十二年病故。彭玉麟秉性恬淡，只愿助清讨洪，不愿受清官职，先后被发表为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兵部侍郎、署两江总督、兵部尚书，都力辞不就，虽则为了统率水师，不得不担任水师提督很久。他功成身退，风骨高超。杨载福于咸丰五年署湖北提督，历转福建陆师、水师提督，攻下南京后升任陕甘总督，在四年六月到任，当了一年半称病回家。
与曾国藩在感情上最契合的是刘蓉。他帮助罗泽南创练湘勇，跟随曾国藩打下武昌，转战江西，于武昌再失之时，随罗泽南由江西回师，因胞弟刘蕃战死而回家不愿再出；到了咸丰十一年才应骆秉章之聘，到四川帮忙，不久当了布政使，在同治三年进陕西打陈得才，署理陕西巡抚，同治四年开缺，仍留陕西治军，其后被张宗禹打败，所部湘军三十营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