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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军委”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全面削减解放军的文职官员和军官数量，两者都遭遇了军内军官，尤其是削减数目最大的校官阶层的强力反弹。但在江泪这位军内头号大佬的强力支持下，邵震宇通过降低将校军官退役年限，积极配合地方解决军人再就业等措施，硬着头皮顶风而上，大规模的“精官简政”。但是，即使有江泪这样人物作为后盾，该项工作依然举步维艰。更是让邵震宇为之焦头烂额！
与此相比，同样邵震宇负责的，陆空军常规力量的军事现代化及训练改革工作进行的则要顺利的多。无可否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常规部队的以自己的边境为最大军力投送距离的范围内的作战能力世界第一。但长期以来，解放军一直缺乏支持军队远程作战的技术和后勤力量。为了实现“打赢国家战略需求的各类战争”的全新战略目标。在邵震宇的主持下，中国空、陆两军展开了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建设。
作为空军系统出身的青年将领，邵震宇对于中国空军的现状及其软肋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极为清楚地认识。
虽然经过了15年的长期建设，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苏式战斗机机群”的中国空军在装备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装备的系统性、训练水平、尤其是后勤保障和作战理论上，中国空军和世界先进空军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有着太多的课需要补。
空军整编的第一刀就砍向了空军的后勤系统，虽然中国空军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先后装备了歼—10、歼—11（苏—27SMK）、歼轰—11（苏—30MKK）等先进战机，最先进的歼—10A（在歼—10基础上强调隐身性的双发大改型，后正式定名为歼—12）也于2006年正式定型，并开始小规模装备部队。但在作战部队已经开始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后勤保障部队的装备水平却还停留在20世纪7、80年代的水平。
举个例子，在中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引进苏—27系列战机的协议之后，俄罗斯方面提供给中国的相关图纸足足有8节火车皮！这就意味着，习惯于看图维修的空军地勤部队，在每个装备有苏—27的机场都要备齐全部的图纸，在战机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在这浩如烟海的图山中找出自己需要的那一张，来进行战机的维修，这将会是怎样的低效率！所以，西方媒体不断报道的“中国空军先进战机事故不断”绝非空穴来风！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国内唯一的国营软件开发公司——中国国家软件集团曾专门派员和空军联络，提出了为空军开发新型的战机维修电子图板系统，以实现空军战机维修工作的“无纸化”。但这一仅需耗资3亿元人民币即可完成的工程建议竟然被空军高层以“经费不足”为由婉拒。以至于在空军送别该公司谈判代表的晚宴上，刚刚得知空军在训练中由于维修保养不利又摔了一架苏—27的中软首席谈判代表，面对着满桌的山珍海味，怒骂了一句“你们就是拆下来一个机屁股，也够我们为你们开发出这个系统了，真是败家子”后拂袖而去！
在进入21世纪后，由于军内的“反贪风暴”，军内的财务工作开始逐步透明化，合理化。一些后勤开发项目开始逐步立项，在邵震宇执掌空军整顿大权后，这一过程更是大大加快！大笔的经费拨向了空军的后勤系统，以“新型战机无纸化维修系统”为代表的各种先进的后勤保障用软硬件装备的开发被摆在了空军装备建设的首要位置。到2007年末，中国空军的后勤系统在装备和人员培训上都发生了飞跃式的跨越，真正达到了一支现代空军的要求。
在进行后勤系统的改造工作的同时，中国空军的理论建设也开始趋于成熟。在2007年开始下发空军全军阅读的《空军建设指导纲要》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了“打赢现代化局部战争，实现歼敌于国门之外的诉求”，中国必须建设一支高强度、大力度、具备持久打击能力的空军。“积极发展具备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作战思想才是真正掌握制空权的最佳保障”。
为此，空军的战术编组将由原有的单一强调“国土防空”，改为“
第一， 国土防空，保障国家领空安全。
第二， 搭配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敌后方战略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
第三， 掌握战场制空权，保障地面部队及海军舰艇编队有效发挥战斗力。
第四， 必要时，对敌国土发动战略轰炸。“
同时，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中国空军将自己原有的“有什么装备，打什么仗”更改为“打什么仗，装备什么武器”。由强调“以劣胜优”，改为强调“以优胜优”，大力进行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
但，虽然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第一次将军费开支增加到了占政府财政收入的35％的程度。而且，由于本人来自空军的出身背景，在军队整编工作中，无论是经费还是人员，邵震宇都对空军采取了相当大的倾斜政策。甚至因此引起了陆军的强烈不满，但空军若想全面换装，经费仍显捉襟见肘。
面对这样的难题，邵震宇真正展露了他过人的智慧。
在空军武备的更新过程中，邵震宇将空军机载武器的更新改造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上，而非外界一致认为的战机更新。空军集中有限财力，重点进行了对中远程空空导弹、新型格斗弹、战区外发射精确制导武器的研发。同时，大力进行对原有的老式导弹和无制导炸弹的改造，通过加装新型传感器等方法，将其改装为具备有限精确打击能力的新型航弹。
同时，大力进行“隐身反隐身”技术的开发，通过为老式战机涂装新型涂料，来增强其隐身能力。
在空军的最基础装备——战机的更新上，邵震宇更是展现了极为灵活更是极为高明的手腕。通过协调空军的几个主要的装备提供商的关系的手段，在经费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对空军主战装备进行了更新。
作为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空军战机生产基地，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的历史可谓辉煌，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战斗机歼—6、中国第一架两倍音速战斗机歼—7……在沈飞的历史上，有着中国航空业太多的第一！
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由于设备老化，技术人员流失，最主要是由于沈飞高层的思想僵化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沈飞的科研生产工作出现了明显的滞后滑坡，在1979到1992的十年间，除了一个一改再改，改无可改的歼—8系列外，沈飞竟然在没有为中国空军和海航研制出任何一种先进战机！要不是有苏—27国产化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沈飞几乎都要陷入“无米下锅”的窘境了！但是，即使得到了这个机会，沈飞的表现也依然让人失望，在沈飞的歼—11生产线上，唱主角的竟然是沈飞雇用的俄罗斯工人，而沈飞自己的工人一旦走上生产线，结果只有一个——次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地处四川的成都飞机制造公司，在沈飞踟蹰不前的10几年里，成飞却在歼—7系列的改良和号称“东方战隼”的歼—10的严法中全面开花，硕果累累，更在中国空军的下一代战斗机的开发计划中成功击败了沈飞，获得了歼—10A的开发项目。
面对沈飞、成飞两大巨头的压倒性优势，西飞、哈飞、南飞、贵飞等其它飞机制造企业不得不另辟蹊径。西飞重点进行歼轰—7的改进，哈飞将主要精力投放到了直升机的开发研制上，南飞集中精力进行电子战飞机的研制，最惨的是贵飞，传统市场逐步萎缩，又拿不出新的拳头产品来投入市场！
在空军整编过程中，邵震宇旗帜鲜明地“抬成压沈”，空军采购的重点集中到了成飞的歼—10和歼—7F。而沈飞的歼—11和歼轰—11则被挤到了第三、第四的位置。
生存的压力迫使沈飞不得不对自己的组织、科研、生产进行大手术，加大对熟练工人的培养，并集中精力开发具备短距起降能力的“13号工程”。
同时，贵飞开始承担部分歼—7F的生产任务，以缓解危机。并继续承担空军新型教练机的生产任务。
而南飞和西飞开始被逐步改建为中国的特种作战飞机生产基地。在空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特种飞机”的研发和装备工作被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由于经费因素，除了在西飞、贵飞开始批量生产全新的电歼轰—7E和电运—8型电子战飞机外，中国空军还对相当数量的老式的强—5、轰—6和部分早期型歼轰—7被改造后承担起反雷达、电子压制等支援任务，同时，中国空军的加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