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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时他创办过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奠基人；在陕甘时则创办过甘肃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西北第一家工业织布厂，也算是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左宗棠考虑国防建设，呼吁在新疆建省。战争之外，他在新疆设置开科取士的机构，不打仗的时间，不是屯田，就在种树。在新疆时，仿照在柳庄时种柳树的经验，在新疆种下了槐树、杨树、榆树、柳树。其中柳树最多，绵延千公里，数以千万计。
这无意中也成了左宗棠人生成功的一笔。 1879年，接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应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之约，“自泾州以西至玉关，夹道种柳，连续数千里，绿如帏幄”，被左宗棠史无前例的美丽生态建设所感奋，当作功被千秋、泽及万代的大事，写下七绝《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来感叹：“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4＇
历史上，习惯将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名臣”，这种笼统的归类划分，模糊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左宗棠着眼于经世致用办大事，处江湖之远时有慈善行动，以身作则去建设；居庙堂之高时利用手中权力搞生态建设，治理河道，办理洋务实业。
连政敌李鸿章写挽联时都说：“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kūn，光明）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后句评价十分到位：左宗棠处理国内事情，显的是“文”，菩萨心肠；处理国际争端，用的是“武”，霹雳手段。其实，前一句并不对，李鸿章名义上是夸，是借左宗棠在自我安慰。左宗棠每次力主外战，他总是缩在幕后“和戎”，喊暂停、拖后腿，左宗棠怎么可能还“知”他？
尤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有根本区别。
曾国藩、李鸿章一生主张“和戎”。面对外国人的侵略，他们习惯性牺牲中国人利益，充当和事佬。“天津教案”中，明明是外国传教士涉嫌绑架中国孩童，天津民众觉醒后才起来抗议，集结攻击法国教会机构。曾国藩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民意，向英法俄提要求，当作外事处理。但没想到他所谓的代表朝廷，用权力镇压内事的习惯性方法，反过来处死中国带头冲击教堂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还赔偿46万两白银，派崇厚出使法国，专门去道歉。
曾国藩对内残忍，对外仁慈，处理外事无法服众，导致民怨沸腾。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色厉内荏无力压住。朝廷想到派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问学生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
李鸿章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他们都以屠杀本国民众来儆尤，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试图借这种方法给外国人面子，以平息事端。全不想，外国人关心的是“艺事”， 注重的是法律条文，而不在乎“义理”、面子。
比如，李鸿章割让台湾时，日本谈判官伊藤博文催索，他居然说：“反正台湾已经是贵国嘴里的肉了，何必着急在这一刻呢？”
伊藤博文当即回答：“饿极了，得马上吞进肚里！”
李鸿章处理外事，总以牺牲中国利益，以和为贵，因而落得 “裱糊匠”的称号。
左宗棠恰恰“平生最恨是和戎”！
左宗棠不但战场上凭气魄与实力打败了俄、法的挑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争来了国家利益，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同样敢与外国人正面硬碰硬。
1882年4月，身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去上海检查工作，要进上海租界。根据外国人的规定，中国人要进入租界，得去工部局先领到“照会”证。左宗棠听后当场大怒，痛骂：上海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外国人只是租借一下，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走，哪里需要什么狗屁“照会”？当即命令亲兵，子弹上膛，大刀开路，只要有外国人阻拦，格杀勿论！
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剑拔弩张，没有挑起事端，反赢来外国人的妥协与尊重。他们不但撤销阻拦，沿路还毕恭毕敬。后来左宗棠又来过三次，外国人见左宗棠一到，主动将租界旗换成中国龙旗（清朝及以前，中国无国旗，统一用龙旗当作国旗），派兵警执鞭为他开道，发礼炮十三响，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长年与外国人打交道，实践总结出一套经验。他说，我们与西方人争论一个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将合同条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场，才开始去争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笔直将道理全摆出来，但责问对方时却留点余地，不要将他们逼进死胡同，西方人知道理亏，一定会妥协。再就着他的妥协去谈，他们就会按你的来，这样就没有谈不成的事（“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
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他们会误会你中计上当了，反而得理不饶人，将你往绝路上逼（“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国人的性情，“欺弱畏强，喜直忌曲”，中国人与他们交往，自己先要表现出强大，他们就已经打心眼里佩服；我们再表现率性、直接，他们对我们就心悦诚服了（我真自强，彼心已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5＇
可见左宗棠对外虽然强硬，但不是蛮干，而是有礼、有利、有节。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代表国家，他只是强调坚持独立性，以独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内应得的东西，取得己方实在的体面与尊严。而曾国藩、李鸿章，恰恰坏在丧失个体独立性，“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
因为左宗棠主持对俄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美国作家、《左宗棠传》作者贝尔斯说，有清一代，“这是自乾隆皇帝以来中国军队享有的最壮伟的功绩”。事实上，早在左宗棠收回喀什时，清廷就面临如何奖赏的问题。有大臣建议封王；而恭亲王建议封公。因为朝廷内外都看到了，左宗棠的事功已经超过曾国藩。慈禧将这两种意见都否定了。她的理由是，本朝之内，任何人得到超过曾国藩的封赏都不合适。
慈禧心有难言之隐。太平天国横扫清廷时，她曾许下承诺：谁取下南京，就封他为王。曾国藩梦想做王，从此坚决拒绝左宗棠与李鸿章派兵来南京援助，只让他们在各地转打攻坚战。经过曾国藩一番精心构思，弟弟曾国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率兵攻克清廷的面子工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不想慈禧最后食言了，曾国藩只获得一等勇毅侯。慈禧已经食言而错，干脆一错再错：封左宗棠为侯，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侯，加起来等于一个王。
慈禧不放开奖赏左宗棠，让左宗棠超过曾国藩，表面看，是左宗棠做官缘于曾国藩的推荐，深层原因，还在于集权帝国绕不过一个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影响力再大，也是民族性、历史性的；曾国藩攻克南京，则是国家意义上的，至少曾国藩名义上挽救了清王朝。
根据帝国逻辑，挽救国家、政府比外争族权、强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国家、政府，皇帝就是国家、政府；族权对应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左宗棠对历史与民族的贡献再大，清廷在封赏上一定不能真实体现出来，否则会产生民族利益大于政府利益的舆论导向，皇帝制度就会被连根拔起，皇帝再想集权、独裁就不灵了。这是左宗棠封二等侯，而曾国藩封一等侯的主要原因。
好在对官方这些荣誉，左宗棠并不在意。不是他看轻，而是他觉得太重了。左家自江西迁湖南以来， 700多年，一直是普通人家，慈善积德，出寻常人物，到了自己身上，被拜相封侯，家族像暴发户一样显赫，他觉得自己在严重透支家族的积累。这对家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妻子、二哥、长子、小女在他拜相封侯前后相继死亡，他认为正是透支的报应。
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因此他在意历史荣誉。他从小就将自己放进几千年的历史中去比照，以当代诸葛亮自居，在朋友胡林翼、妻子周诒端面前都有过自我反思，对自身的优点、缺点，看得比别人还清楚。他知道，自己求“一艺一伎之名”，这需要沉得住的实在事功，而不靠现实虚浮的纸张荣誉。左宗棠相信，自己成事的方法，自己身上那股精气神，不会随朝廷一同腐朽，它可以超越时间与朝代，与历史永远同在。
左宗棠这种可贵的独立精神，事实影响了一批后来人。
18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