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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盟军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并自各个领域和战略要点实施反攻。原日本军方认为，珍珠港一役，美国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元气，而日本可趁美国实力恢复之前巩固战线。但事实却大出意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激怒的罗斯福总统下令倾全国之力尽速发展空军和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即海军陆战队。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快制造出一批现代化战舰和战机，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并很快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局面得以扭转。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了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居住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罗是中国营造学社1940年年底在李庄招收的练习生。当时梁思成等人刚从昆明迁往李庄，急需一个青年人帮助学社同仁处理杂务和绘图等事宜，决定在当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学生前来工作。据罗氏本人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刚从中学出来，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至于这一单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美术等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众多的考生中只录取了我一个人。”＇51＇
罗哲文来到营造学社后，先是帮助刘敦桢抄写、整理文章和插图，后作为梁思成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和测绘等工作。罗氏原名罗自福，进营造学社之后，随着美、英、苏、中等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德、意、日三个邪恶轴心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包括苏联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广为人知。青年罗自福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谐音，于是营造学社与李庄其他科研机构人员，甚至包括李庄镇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见面之后总是对罗自福高声呼“罗大总统”。如此之“尊称”，弄得罗自福苦笑不得。后来当梁从诫的一帮同学来到营造学社玩耍并高呼“罗大总统”时，梁思成闻听觉得有些别扭，将孩子们轰跑之后，微笑着对罗自福道：“自福呵，这个‘罗大总统’的雅号听起来很响亮，不过在李庄这个小镇关起门来做总统，总给人一种‘伪’的感觉。现在中国伪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什么伪政府、伪主席、伪军、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等。汪兆铭建了个伪中国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个伪美国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乱了。我看就不要在咱这个院儿里做大总统了，还是改个名字，做个平常的中国绘图员吧。”于是，在梁思成的建议下，罗自福遂改名罗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后来，“罗大总统”的名号就慢慢消失了，罗哲文三个字倒在古建筑学界传开。
这次由“罗大总统”缩水而成的罗绘图员随梁思成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为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据梁的好友费慰梅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52＇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军队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成果极其重视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把根留住。
当此之时，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疮痍满目，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在接近战争尾声的3天之内，美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大火三日夜，死人2万，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就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不相伯仲。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烈火升腾的大失控、大混乱与阵阵惨叫哀鸣声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皆成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小鬼作了最坏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各路小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小鬼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已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管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的关系。据前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53＇
经过罗哲文与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