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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田编）宋得到蒋的命令后，似有所悟，于19日借故离津赴平。宋走后，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后为汉奸）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于7月20日凌晨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签订了一份有七条之多的密约，世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因秦德纯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这个时候，宋哲元并不知张自忠已在密约上签字，当然更不知日本人已有了让张取宋而代之的许诺。
何以张自忠会像后来媒体所说的那样“自以为忠”，如此胆大妄为地与日本人签订密约？除了张本身具有山东人刚强的性格外，还要追溯到二十九军组建时的背景。因当时张带来的部队较为完整，宋隐然倚为重心。当然，南京政府及张学良之所以能收留冯玉祥残部，与一个叫萧振瀛的人四处奔走不无关系。萧是冯的旧部，脑瓜子聪明，嘴巴灵便，当年很得冯的欢心，颇受重用。就是这个萧振瀛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南京与北平张学良行营奔走权要，为加强砝码，游说中对张大加抬捧，称为杰出的军事将才云云。被说动的孔祥熙曾至阳泉检阅二十九军，对张自忠特致嘉勉。迨二十九军在冀察稳住阵脚并扩大局面后，张自忠觉得整个军队之有今日，他的威望与力量起了关键作用，乃自我膨胀，做事多表现出自负骄傲之色，并以“二头儿”自居。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张对各师补充兵员及地盘分配问题，对宋哲元心怀不满（当时萧振瀛因救二十九军有功而任天津市市长），宋对张亦有戒心，但对其“故示优容，安其反侧”，后来让张当了天津市市长。在这种情形下，自视在二十九军权高位重的张自忠，因急于与日本人谈和，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才头脑发热，签署了密约。
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地，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有汉奸嫌疑、踏入泥潭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党国领袖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遂有汉奸之名附身，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
＇17＇关于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领率部撤退事，有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宋“丢卒保车”，张“临危受命”说。此说以时任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旅长、驻守廊坊的李致远为代表。李在《张自忠谈留平的经过》一文中说：“张师长（对我）说，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平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宋对张又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张自忠听罢，不表同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尽忠报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
对于李致远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惠兰提出质疑，认为李文提供的两个时间都不对。一是张自忠于7月中旬奉宋密电抵平，而事实是，自7月11日—19日，宋、张二人都在天津。二是赵登禹阵亡于7月28日，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宋、张都不可能预见到赵会牺牲，而7月28日下午，宋哲元曾召开会议，有五人在场（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宋与张没有单独见面之机会，因而不可能说这些话。李致远本人以及与李氏说法、观点相近者，皆有伪造史料，篡改历史之嫌疑，属于歪风邪气，不足凭信。
第二种是张自忠“逼宫”与“篡权”说。此说以李世军、萧振瀛等为主体。据时任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充当蒋介石、宋哲元之间联络员的李世军在《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一文中说：“宋哲元（27日）上午甫经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离津时，曾嘱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而张自忠竟于宋离开天津的第三天，秘密来平，与汉奸齐燮元、潘毓桂等暗中来往）宋哲元听了张自忠对他说‘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的逼宫表示，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车离开寓所经颐和园、门头沟绕道退往保定。”就这样，“张自忠在汉奸怂恿拨弄下，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与张自忠共事的萧振瀛在抗战期间著文回忆道：宋哲元撤离北平后，“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南按：燮元？）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南按：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南按：秦德纯字）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冯仰之（南按：冯治安）归拢部队南下。”说罢，宋哲元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又说：“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另据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决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