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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清共”阴霾已临上海，杜月笙让管家万墨林向与其来往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他的“师叔”汪寿华下请帖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不顾罗亦农、顾顺章的劝阻，坚信“讲情面”的杜月笙不会做背信弃义、自坏名声的事，只带司机如约于当晚前往杜公馆，结果一进门就被杜月笙手下“四大金刚”毒打晕厥，然后塞入汽车，运至龙华活埋于枫林桥的荒野中，“四？一二”大屠杀拉开序幕。
——杜月笙风闻大房太太沈月英与其表哥有私，暗中摸清情况后，派人将其表哥劫至江湾荒郊，残忍地斩去四肢；沈月英从此被幽禁在家不得见人，直到其子结婚才被允许出来见新媳妇一面，四十八岁便孤郁而终。
——与杜月笙交好的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在上海结识一舞女，致其怀孕，宋子良给其银元两千，嘱其打胎；不料该舞女开口索要二十万，并要求宋子良负担她和她母亲下半生生活。宋子良玩一个舞女哪肯花如此代价，却又怕舞女大闹坏其颜面，便向杜月笙倾诉，杜月笙淡淡一笑。二日后，该舞女于夜间被人劫上汽车，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江心——黑社会术语叫“种荷花”。
……
他的文化程度原本极低，抗战中在重庆时，还有这么一件趣事。当时小学生里也组织了抗日救国团体，某次一小学生抗日团体发起向社会上名人募捐活动，学生代表、银行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来到杜月笙公馆，要他掏钱；杜月笙答应捐款，却说要等秘书回来才开支票；康国雄很奇怪，说您开一张不就完了吗？杜月笙却一定要等到秘书回来。等了很久，小康国雄急了，连连催促，杜月笙面红耳赤，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已经填好的支票交给他，打发他走了事。康国雄回家很不解地对父亲说，为什么杜先生一定要等秘书开支票呢？他父亲扑哧一笑，说：“你不知道他写不来字吗？”
二
然而杜月笙发迹后的确与文化界过从甚密，是“三大亨”中唯一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的人。他与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赞助文化事业还留下了不少掌故乃至佳话，比如优待其门徒中的记者、编辑，资助学者、诗人和名士，兴办学校和图书馆，培养子女向学向善，都给人以很深印象。解析杜月笙的文化事迹，对民国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和杜月笙本人可多一份了解。
杜月笙亲近文化界，首先肯定是出于现实利益，把他看成是一个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奇人”只能是一厢情愿。杜月笙对新闻界人士最舍得花钱，对投入他门下的记者、编辑，不但不收取他们的孝敬钱，反而每月予以优厚津贴。据说受津贴者如将此款存入银行，一年下来可买一辆汽车。杜月笙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达二百万银元之巨。
这笔钱可不是用来支持“神圣的新闻事业”的，有这层关系，上海的报纸就很难见到说杜月笙坏话的文章。《新闻报》资深编辑唐世昌某日见一头条新闻稿，内容是揭露杜月笙的犯罪行为，他立即抽走。此外，如果其他社会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见报，他们知道杜月笙在新闻界的能耐，便求到杜月笙处请求遮掩，遂愿后必然对杜月笙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杜月笙跟新闻界的结交及对其投入，为的就是控制媒体，操纵舆论，扩大声望和势力。
他与律师界的往来与之类似。当时著名的大律师秦联奎曾在杜月笙开办的赌场“消费”，结果连输四千大洋。秦悻悻离开时恰被杜月笙看见，杜月笙问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将这四千大洋托人如数奉还，并传话体贴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用心血、费口舌为生，没有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秦联奎自然十分感激，从此他经常到杜处询问是否有事需要“帮忙”，后成为杜的忠实法律顾问。
今天看这些事颇可玩味。杜月笙作为“上海最有势力的华人”（西方人语），不但需要亲自与记者、编辑、律师结交，还要供奉他们不菲的银钱，如果各家报馆都由市里一个“有关部门”管着，再有名的报纸也不过是体制内的一个“单位”，再有水平的记者、编辑也不过是一个按指示办事的“职工”，何需如此费力费钱？搞定他们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乃至更高官员，对杜月笙来说又有何难？至于律师，律师又不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人，笼络律师哪比得上直奔法院？可见，那个时候的事，跟今天有些不同。
三
除了维护和扩大实际利益，我们自然想到杜月笙结交文化界的另一目的是附庸风雅。杜月笙有钱有势，可是出身贫寒，读书很少，独缺风雅，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品位”，终究“上流”不起来。要真的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就必须让文化人看得起。杜月笙在这方面更是煞费苦心，最著名的是他和大学者章太炎的相识相交。
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章炳麟。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提章炳麟，我们面前就是一个身着和服、金刚怒目的革命家；而一提章太炎，似乎就是个身穿长衫、皓首穷经的老学究。
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治学，以语言学家、哲学家名满天下，但经济并不宽裕。其时章太炎的一个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名气再大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无奈之下章老先生只好卖把老脸，写信给上海头面人物杜月笙，请求帮忙。
杜月笙接信大喜，立即麻利地调动关系为章侄排难解纷，取得两边都满意的效果，然后亲自到苏州章太炎处“汇报”处理经过和结果。两人在章太炎书房相谈甚欢，临走杜月笙还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银庄庄票压在茶杯下，不动声色地向章太炎送了一份厚礼。章太炎的感佩可想而知。此后杜月笙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这样一来，杜月笙在章太炎的心里就真的有了地位。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多么高雅！
章太炎为杜月笙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月笙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月笙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了，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我想此事应不是凭空捏造，学术泰斗和黑道巨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走得如此之近，杜月笙想必的确对章太炎下了大功夫，终得到了章太炎的敬重，建立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他已成真正的“大人物”。更有很多文化人拜杜为师，按黑社会规矩，拜“老头子”必须开香堂，呈上写明三代简历的门生帖子，并行三磕头礼；杜十分通达：如今我在“明社会”也身兼几十个董事长、理事长、会长，是企业家、金融家、社会活动家，你拜我为师不丢脸，但要你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向我一个半文盲跪拜磕头之类也太为难人了。于是杜改革礼仪：“老头子”改称“老夫子”，“门徒”改称“学生子”，开香堂改为点香烛，三代简历帖改为“永遵训诲”一句话，三磕头改为三鞠躬。这为文化人投入杜门大行方便。经过和文化界的接触交往，杜对文化人的心理已是十分了解，和“风雅”沟通起来已得心应手。
杜月笙如此热诚地“附庸风雅”，目的当然是为提高自身地位。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风雅还是值钱的，还是值得去趋附的。如果象今天，成龙周星驰牛群赵本山都是“兼职教授”、买了书号就可出书、给了赞助就可当文化社团理事，恐怕杜月笙对“风雅”就没那么大劲头了。
还有必要提及杜本人的心性。并不是每一个先低微后发达的人都有风雅之心，财势已在手，文化何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