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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堂心里越来越惊疑不定，呐呐不语。毛森忽然厉声道：“你最近经常在上海和无锡，难道不知是什么人干的吗？！”黄锦堂慌乱表情越来越难掩饰，只支吾着说：“小弟无法预料，依处座的意见……”
毛森逼近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不会不知道嵊县帮吧？”黄锦堂顿时神色大变；毛森再进一步，双手按住他的肩膀、直盯着他的眼睛说：“50万美金，可不是小数目，你说说这伙人会怎么分？怎么花？”
至此，在毛森精心设计的一连串攻势下，黄锦堂已六神无主、浑身颤抖，实际已经泄露了秘密，毛森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黄锦堂被关进禁闭室。他回过神来深悔不该分得几万美金后如此招摇，现在只能百般抵赖、喊冤叫屈，可他无法解释自己最近大笔资金的来源，又讲不清荣案期间自己的行踪。在毛森的进一步软硬兼施下，黄锦堂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终于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同伙人员。
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横行上海的嵊县帮覆灭，连干8年绑票而从不失手的江洋大盗骆文庆也走到了末日。
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为表彰毛森破案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重奖他5万美金；荣德生也亲到毛宅致谢，赠送金表一只、金笔一对。
案子虽破，荣家却只收回20万美金，其他大多落投入军警方面手中，有案可查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截留14万美元，“以作为办案人员奖励之用”；先前被“没收”的25万美金也未如数发还。案破后，相关人等还不断登门索取酬金。荣家为此事前后共耗费60万美元，超过了绑匪勒索的款额。这笔巨款全靠向下属企业摊派，荣氏集团的事业受到沉重打击。
三
荣德生一案中，“肉票”被绑，家人出巨款赎回，然后案破，罪犯受惩，这是绑票案的“正剧”。下面我们来看看绑票的一个“喜剧”，那就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被绑。
对读书人来说，商务印书馆可谓大名鼎鼎。它创办于1897年，以出版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在民国时期，《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都出自这家大型出版机构，他们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学术名著和外国小说名著，影响极为深远。
直到今天，商务印书馆依然是出版界巨头，即便是不读书的人，只要上过小学，就必定接触过商务印书馆的产品——《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过，它虽是出版业的旗舰企业，在文化出版界地位极高，但图书业利润平平，不是财源滚滚的工商、金融公司。在其最盛时，资本为150万元，跟荣氏集团的过亿资本无法比拟。而且荣氏家族控有多数股份，而商务印书馆股东很多，董事会由选举产生，没有谁占大头。
1903年入股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张元济是位文献学家和出版家，却不是资本家；他的收入来自薪金和分红，虽然不算低，但离被绑票的“规格”还远得很。
因此，张元济被绑，演出了上海滩层出不穷的绑票案里的一幕喜剧。
1927年10月17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张宅门前停下，车上闪下5条黑影，凶神恶煞般猛砸大门，然后用枪把开门的佣人逼进门房，咚咚咚直闯进张家二楼饭厅。
60岁的张元济正和妻子、儿子和侄儿一起吃饭，忽见几条大汉气势汹汹闯入，站起正要问话，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他叫道：“就是这一个！”于是众大汉一把架起张元济，在张氏家人极端惊恐的注视中连拖带拽劫持下楼，塞进门口汽车里绝尘而去。
张元济被绑票，立即轰动上海，大小报纸、包括日本报纸都登出消息。张家当即到租界巡捕房报案，可就在张元济被绑的同一天，上海租界发生了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倪远甫和宁波巨绅薛顺生被绑两起大案，疲于奔命的租界警方对张案毫无热情和精力。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只能与绑匪联系商谈。
张元济被塞上车后，绑匪将其双眼蒙上黑布，一路七弯八绕开到郊外。等他被架下车，取去蒙眼布，发现自己已在一个严密看守的农家破屋里了。
第二天上午，两名绑匪头目来到张元济面前，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开门见山，说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张元济睁大眼睛：“30万？大老板？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啊！”
“你不是董事长吗？”
“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
绑匪不耐烦了，说：“不管是不是，你这样的大名人不可能没钱，去年你嫁女儿，嫁妆就是30万！”
闻听此言，虽在险恶的被绑处境中，张元济还是禁不住哑然失笑：“女儿我是有一个，可是还没出嫁呢，哪来的30万嫁妆之说！不信你们再复查。”
“什么？”叶、李二匪惊疑地互相看了看，觉得好像的确是走了眼，然后说：“那么，20万，快写信回去，20万，一文不能少！”说完径自走了。
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收到张元济的信后，又接到两次绑匪电话，催问钱备齐没有。张家哪里拿得出这笔巨款，就提出谈判。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的谈判地，叶、李二匪似乎知道绑的不是大鱼，就把赎款又降到15万元；这个数字仍然大大超出张家负担能力，一再请求再减，谈判陷进了僵局。
被囚的张元济绑匪命四人看守，其中二人一老一少，老的似乎有病，咳嗽不止。张元济被安排睡一张破床，而看守者睡地上，在深秋夜间只能相偎取暖。
张元济与他们攀谈起来，问他们干这种不要本钱的买卖，一定所获甚丰吧？看守老头叹道，这事又缺德又提心吊胆，可钱到我们手上又能有几个呢？要不是没有别的活路，谁愿干这个啊，在家里都是说在外做小生意呢！张元济观察着他，关心地说你身体象有病，该看医生啊。老人更加叹气，说穷人哪有看医生的钱，拖一天是一天，死了拉倒。
张元济对他十分同情，就说：“我粗通些医道，给你开副药吃吃试试吧。”说着拿起绑匪要求他写信的纸笔，写下一个药方交给老头。老头双手颤抖着接过，眼角泛出泪光。
其他看守都对张元济产生了崇敬，也谈起自己身世，都是讨饭出身、失业已久之苦命人。张元济对他们深表理解和同情，劝他们一有正路还是赶快洗手，他们连连称是。在这期间，看守发现张元济里面的绒线衣上有个洞，这哪是富人的样子，觉得头领这次是真的绑错人了，对张元济的好感中又多了愧疚。
10月21日，叶、李二人又手持张元济亲笔信与张家谈判。信中说在被囚期颇受优待，不必担忧；现在赎金已降至2万元，请尽快设法筹齐。
绑匪实在想不到这回绑的竟是这么个“阔佬”，虽然那么大名气，却居然2万元依然凑不齐！张家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只筹到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解囊相助，好不容易也凑了5000元，合计1万，离绑匪开的价还差一半！
张元济的侄儿将这1万元钱交给叶匪，恳求就此赎票。为绑错人而懊恼不已的绑匪看实在榨不出啥油水了，就于10月23日将张元济释放。
在虎口度过6天之后，张元济获得了自由。临走之时，看守他的人依依不舍，紧握着张元济的手对他说：“等我们改邪归正之后，再来见您老！”
张元济对自己这段经历啼笑皆非，被绑期间写给好友高梦旦的信中说：“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
由开价30万元，降到20万元，再降到15万元，然后降到2万元，最后以1万元安全赎出，对于绑匪来说，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也是绑票案中的罕例；而被绑票期间，“肉票”居然与匪帮看守结下了友谊，对他们进行了感化，这番情景更是少有。所以说，文化名人张元济被绑是绑票案中的“喜剧”。
四
看过了荣德生的“正剧”和张元济的“喜剧”，现在该来看看绑票案中的悲剧——1940年，杰出的民族企业家、“化工大王”方液仙被绑架杀害。
1893年生于上海的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他出身商贸世家。少年的方液仙酷爱化学，对化学工业尤其感兴趣。1912年，20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