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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古至今那有起诉国家之说！这毛头后生荒唐，致远他堂堂国务总理，怎么也跟着起哄，打电报告诉他，”
可话未出口。袁世凯还是把话收了回去，即然李致远愿意，那就由他拾掇吧，这种事情……丢人，可丢的也不是他大总统的人啊！
“其它的，还有什么事吗？”
瞧着徐世昌。袁世凯知道，他绝不会只是看看自己那么简单，肯定还有其它事。
“大总统，听说，国务院准备重建中国铁路公司！”
中国铁路公司？
这件事，袁世凯多少也有所耳闻，不过那是李子诚在连云港接见实业界人士时，作的一个提议。
“这么说来。李致远是想继续把铁路修去下去了？”
袁世凯听了徐世昌的汇报之后，自然而然的说道，李致远起于铁路，现在要修铁路，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果然如此的话，到也能促进实业。”
徐世昌一边说，一边摇摇头。
“只怕李致远心不在此啊。”
“事情又有其它的发展了？”
袁世凯反问道。
“大总统，”
徐世昌连忙回答道：
“那些实业界人士，准备向国会提出一个《中国铁路商业化》的备忘录，除了新办铁路参考陇海铁路商业化之外，还要求对国内原有铁路实施商业化，从而用商业化，建立相应的“特殊铁路用地”以利于本地工商实业发展……”
还不待徐世昌把话说完，袁世凯便是拍案而起：
“胡闹、瞎胡闹，这些年，商办铁路除了陇海又成了几条！这些人当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了！”
“总理似乎也不反对。”
“致远这次也太欠考虑了。”
嘴上这么说着，袁世凯又反问道：
“恐怕，这陇海铁路公司肯定要入股中国铁路公司吧？”
“是，的确如此，陇海占六成股份。”
看一眼大总统，徐世昌又继续说道。
“估计，这铁路公司的运营也和过去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不过就是以陇海去经营全国罢了，这是肯定不行的！”
“是的，大总统，这铁路，还有外国公司的股份，想来商业化，也不甚可能，不过，总理，现在似乎对从美国引进资本颇感兴趣，他在连云港和美国商人鼓吹对华投资，又透露他有想同美国协商签署《改革中国币制及振兴中国实业》借款协定。”
徐世昌的这句话，倒是让袁世凯心里一动，毕竟，早在晚清的时候，他就曾做了好几年的“借血强身”美梦，后来做了大总统，他的这些美梦，却又一次次的让位于现实，最后，直到派出远征军之后，方才实现一部分，而现在李子诚又旧事重提了，倒也不错。
“要是果然如此，这到不失是一着妙棋，用外人的银子，办咱们中国的事情，这是终归还是好事。”
币制改革需要钱，而现在能拿出钱的，也就只有美国了，若是美国能拿出钱来，到也圆了袁世凯“借血强身”的梦想，对此，袁世凯自然不可能反对。
一见徐世昌垂首不语，袁世凯便知他对此事并不支持。他冷冷地收敛一下思绪，说：
“这两件事情不要再谈它了，也不是一日二日、三言五语说得了的，以后，等李致远回来以后，再说吧。”
说着，伸了一个懒腰，又打了一个哈欠。
徐世昌明白这是“端茶送客”，便站起身，笑着对袁世凯说道：
“慰庭，那您好好静养，改天我再来看您。”
见徐世昌告退，袁世凯也勉强站起身来，说道：
“菊人兄，你的事情多，就不必亲来了，我会让人告诉你病情的，没有多大事。”
转脸又对儿子吩咐道：
“克定，你去送送徐伯。”
袁克定站起身，刚要退出送客，袁世凯又特意吩咐道：
“克定，你徐伯会品茶，昨日湖南一位客人送来两厅黄竹白毫，说是茶中极品，我不知好坏，也无品茶兴致，你拿给徐伯吧，无事时，请你徐伯品品。”
徐世昌连忙答谢道：
“先谢谢大总统美意。再说，我对茶也是门外汉，能品此极品，也算有幸了。”
在徐世昌离开书房后，袁世凯脸上笑容便消失了，那张稍显病态的脸上一时尽是无奈之色，甚至还有一些不满，最后又是一声长叹，接着又是摇头，似乎是在什么事情叹息不已。
“这些人啊……”
终了，那声叹还是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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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 应该如此
南与北。
似乎对于中国而言，从清末武昌军兴那天起，这南与北就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一直吸引着国人的注意力。
从民国初年开始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处于脱节的状态。再到南方“革命都督”对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又至后来的“民二叛乱”的南北大打出手，可以说，对于中国而言，从进入民国之后，南与北的调和，一直占据着中国政治的主流。
而经过近五年的努力，通过镇压“民二叛乱”的武力展示，又到行政上的强硬，勉强树立中央权威，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间，通过收复关税、签订新约等等一系列的收回国权运动的推动下，以及远征军的派出树立起了真正的“中央之威”之后。
但正如历史上一样，几乎每一次，几乎就在人们看到希望的瞬间，阴云总是会一再的笼罩着这个国家——“刺李案”以及随后总理李乘军舰返回连云港的举动，终于还是把国人的视线投向了那个持续五年的命题。
又一次南与北的问题。
再一次南与北的纠葛。
一时间“南与北”的问题，成了国人关注的中心。国人无不希望和平。太平日子，谁不高兴，盛世岁月，谁不期待。
因此，即便是李致远到了连云港，可当人们看到他在连云港，只是视察实业。而袁世凯呢？在京城亦未动员军队，甚至就连同第三批远征军，亦在李致远身在连云港时，依然按计划派出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影响“袁李政府”，似乎，对于李致远来说，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闭上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睁开眼睛，依还是中国的未来”。
或许，这就是赤子之心！
不容易质疑的赤子之心！
原本的，在“刺李案”风起，公债市场大跌，国人欲行游说团前往连云、京城游说的人们，无不在最初的热情之后，慢慢的冷静了下来。对于袁世凯，或许有不少人会怀疑他，但是对于李致远，却鲜少有人会怀疑他。
有时候，名声就是如此，对于外界来说。李致远的声誉是无可辩驳的，同样也是完美的，甚至几乎等同于圣人，事实上，这同中国人传统的心理上对于“明君”的依赖和向往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上。伴随着旧王朝的覆灭与新王朝的诞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圣人临世的“谣言”，当然，这与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不无关系，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历史总是一再的告诉他们“开国三代为明君”，千百年来，习惯了被他人主宰命运的中国民众，总是喜欢将一切都交付于“明君”、“贤臣”，似乎那样的话，就会迎来太平盛世。
历史就是如此，但是中华民国，这个共和体制对于中国的精英们是陌生的。对于中国的民众同样也是陌生的，对于很多百姓来说，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如何生活在“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没有了“皇帝”，没有了“明君”，那应该如何生活呢？
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是“明君”吗？
不，在满清遗老的眼中他是“威逼少君的奸臣”，在革命党精英的眼里，他又是“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在这种主流宣传之下，老百姓很难把“奸臣”、“大盗”视为“明君”，更何况，他亦非“君”。
在中国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旧世界里，伴随着一个王朝的诞生与兴起，总是会产生一些建国英雄，而且人们总是之所以想当然的把用神话色彩去点缀他们的功绩，似乎以此来证明“天命所归”四字。
而对于中华民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而言，因为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几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至少是“符合共和精神”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随着一个个风云一时的人物，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为了“卖国贼”之后，茫然的人们急欲寻找一个新的精神寄托。
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子诚这个在民国建元之后，从海外归来的“赤子”，适时的带着他的“奇迹”与“成就”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且不说其名扬海外于先，办陇海于后，单就是于日人兵见胶澳，沉日人舰队主力，再到身居总理之位，对外力争国权，对内修以民权，再加了看似无可挑剔的行事原则，人们自然而然的对他生出了太多的期待。
而伴随着这种期待的是，就是把李子诚个人给理想化，而正是这种理想化，使得“刺李案”后，外界能够在最初的惶恐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