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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包涵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主题，即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存活下来的文明，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载体是断难延续至今的。这个载体是什么呢？是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化的制度性需求，专制主义断难生存。
这里暗含着一个逻辑：社会制度是一个特定民族在一种特定生存环境下的产物，于是有了特定的“政治文化”系统，而所谓“文化”正是附着在这种制度系统上得以传递和发展的。我们可以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宋明理学兴起这样的意识形态官方化（民间思想转化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找到思想史的证据。我们可以从知识分子入仕，从“帝王师”到“科举制”找到证据。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从来都是企图通过从政来实现的，陶冶山林，聚徒讲授，著书立说，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或者说，陶冶山林、聚徒讲授、著书立说除了个别例外，都是“入仕”前的热身。
在一个稳定或常态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容易看清这种轨迹。只有在危机时刻，这种轨迹才可能充分显现。国家机器存在的合理性，不仅仅是维持常态社会的秩序，更是是否能有效地处理包括灾害在内的社会危机，即是否能有效地处理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水患”尤其显著。
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度地篇》）水害大到何种程度？
黄河流域近两千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改道26次，北至天津，南至淮阴。
长江1931年到1949年间泛滥成灾11次。其中1931年洪灾遍及鄂、湘、赣、苏、皖5省205个县，受灾面积15万平方公里，14。5万人毙命，灾后因饥饿、瘟疫死亡人数难以胜记。1954年“百年一遇”洪水，长江沿线干堤、民垸溃决不计其数，光是湖北荆江段的监利县就死亡48502人（据1993年《监利县志》）。
淮河流域近500年来，水灾350次。1931年洪水淹没耕地7700亩，死亡7。5万人。1975年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及一大批中小水库相继溃坝，京广线中断18天，人员死亡一说12万，一说8万，一说6万；直接经济损失100亿。
海河流域1949年以前580年间，发生水灾387次，近300年有5次淹及北京，8次水进天津。
1991年，18省市遭受洪涝灾害，经济损失685亿，死亡2295人，受灾人口2。2亿，损坏房屋605万间，农作物绝产1800亩，成灾面积1。95亿亩，受灾面积3。15亿亩。
1998年大洪水，受灾人口2。23亿，直接经济损失1800亿，死亡人数超过了1991年洪水。
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评论说：“正因为水灾的频繁，危害之严重，特别是几条大江大河之泛滥，更是直接危及到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中国最发达、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使得抗洪治水具有了经常的性质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关系到历代统治者的一统霸业和政权兴衰，是其治国安邦定天下的头等大事，也成为盛世明君的乐事善举。”
他还说：“国家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是把治水作为谋求政权的合法性和巩固政权的手段，以便取信于民。风调雨顺，老百姓安居乐业，赋税增加，国库充盈，其政权也比较稳固；相反，一旦发生水患，老百姓处于水火之中，不仅赋税难以征缴，国库难以充实，反而要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如果遇有人祸，极易激起民变，发生动乱，就会危及当权者的安全。”（张曙光《治水的政治经济学——兼评卢跃刚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
所以，历朝历代君主和当权者，从来都把“治水”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对待，决不把“治水”当作技术问题。“大禹治水”，鲧、禹父子“堵”、“疏”之争，是治国方略之争，不是治水方法之争。治水方法在君王眼里是个等而下之的问题。没有把夏禹——中国第一个朝代的君王看成一个“水利工程师”更为荒唐的事情了。治水完全是政治的需要。
尧舜时，洪水“泛滥于中国”，水系混乱，中土割裂，各部落自成体系，占据一方，没有律度，纲纪不张，禹父鲧“息壤以堙洪水”，九年无绩。而禹“念前之非度，嫠（注：此字下部为”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国语·周语下》）
《史记·夏本纪》说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建立王朝，中央集权（与秦始皇中央集权不同），与诸侯形成强有力的贡赋关系。当时，禹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是整合分裂割据的弱小部落，一统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能跨流域、跨势力范围进行大规模“治水”。鲧用“堵”的刚性方法失败，而禹则采取了“疏”的政治方法获得成功。禹是个大政治家。后来，禹的祭祀分官方和民间两种，官方偏重道德警示，民间则是对政治清明的期待。传说，禹生于羌氐人聚居的岷江上游的汶川（禹出生地传说不一），葬与长江下游的浙江会稽，尧舜部落则生存于黄河流域，夏王朝势力所及也主要是黄河流域，而夏禹的踪迹和祭祀则遍及黄河、淮河、长江等几大流域，显然不是“水利”的涵义了。
自《史记》以后的各王朝正史，皆有“水利”专篇，这是西方国家史书中不能想象的。
历史上，凡有作为有进取心的帝王都非常重视水利，都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
公元前132年5月，黄河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南侵，“东注巨野，通于淮泗”。洪水淹及16郡，泛滥23年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决口祭祀，望着滔滔南下的洪水，“悼功之不成”，惆怅满怀，慷慨悲歌：“为我谓河伯兮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在他的督令下，沉白马玉璧，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柴参加决口堵复。堵复后，汉武帝在决口处筑宣房宫，作颂歌，以示纪念。
瓠子堵，“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天下“用事者争言水利”。两千多年后的1998年大洪水堵复过程，几乎就是这种情景的翻版。
历代皇帝，兴修水利，用人最多，投资最大，费时最长，当数隋炀帝。京杭大运河经六省市，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凭空挖河，全长1700余公里，与万里长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使中华民族1000余年至今享其利。评价大运河工程，人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一个荒淫无度的皇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荒淫和伟大就这样奇怪地拼在了隋炀帝身上。
白居易在他的长诗《隋堤柳》中悲哀吟唱：“二百年来汴河路，露草荒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1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兼政治家皮日休却看的更高远更辩证一些。他说：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朝的功业为唐朝及其之后中华王朝成为当时世界最富庶最强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矗皮日休《汴河怀古》惋惜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给功不较多。“把隋炀帝比作了大禹。从此，南北贯通，舟楫之利，漕运繁华，历代不绝。
大运河已为稳固政权、繁荣经济的命脉。从此，历代君王极其重视以避免各水系洪水侵害、确保运河漕运畅通为重要的水利建设。宋太祖疏通汴河、惠民河、五丈河，让漕运直达汴梁；明时，围绕治理淮河、如何保护朱家祖陵展开了激烈争论。满清康熙、乾隆文治武功，更是看重水利。康熙临运河，钦定洪泽湖“仁”、“义”、“礼”、“智”、“信”坝（赋予水利以教化功能），在里下河地区钦定“滚水坝”（泄洪）制度。乾隆曾命人考水源，并亲自撰写《热河考》、《滦源考》、《济水考》、《淮源记》。
毛泽东更是殚精竭虑，有着系统的“治水”思想。各大水系的治理，他亲躬必问，在继承古人治水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较低成本地进行了大江大河的治理。1949年以后，治水的基本方针是“蓄泄兼筹，以蓄为主”，然而“兼筹”没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