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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时止，仍有大批军车赶往此地。
2、熊波：实录大转移
熊波是第一波次被派往长江中游的记者。长江第3次洪峰过后，他风尘仆仆刚从岳阳回到编辑部的当天，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见了面就要求他前往荆江采访。
“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最晚不过明天。”
熊波点了点头。第二天，8月6日早8时，他已在湖北监利县打电话回北京，请示采访方向。
“去公安县。那里是荆江分洪区。”
当天下午4时，熊波到达公安。县城里平静如常。街市上，店铺营业，居民泰然。他正疑虑抓不到抗洪新闻，一个小时后，得到了当晚8时全县转移群众，作分洪准备的消息。
晚8时5分，编辑部接到了熊波用手机打来的电话：“我现在县城中心十字路口。这里的男人都到各个堤段了。街上尽是妇女们，手提肩扛着成箱的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得很急。商店粮食、食油销得很快。……街口的广播喇叭里，代县长程雪良用沉重的声音在念县里的紧急通知：”……父老乡亲们，……湖北防指的通知，请按照指定的路线和地点转移。……在这危难的时刻，县委、县政府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
记者部值班人员记录着，心里潮潮地、沉沉地，为突然舍弃家园的分洪区数十万群众，也为身处险境的熊波。
熊波一个又一个电话打来：“我现在群众转移路线上。……扛着包袱的行人、自行车、卡车、拖拉机、人拉的木板车混杂在路上－挤得走不动。人们不像想象的那么激动悲伤。……”，“……我采访了一对老夫妇，子女上堤了。他们握着木板车的车把，等着淤塞的车流往前挪。……”
熊波最后一个电话是子夜打来的：“我现在设法走出县城的安全区，想到蓄洪区的村子里看看……”
报社后来在熊波母亲的信中得知，熊波的父亲也是新闻记者，当时也在抗洪一线采访。熊波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8月8日一版头条见报，先于其他媒体向公众通报了荆江分洪区群众转移的消息。公安县后来到了一百多以上的记者。县委宣传部长见人就指着熊波说：“这是最先到公安的记者。”
3、刘武、解海龙：抵近溃水口
除了刘武自己，再没有人知道他8月4日凌晨4时起身，同怀孕5个月的妻子道别上路的心情。凌晨5时，他驾车冲上京津高速公路时，自己也想象不到第二天将面临什么。7时半，他已到记者部报到，谈笑自若地留下了家里和汽车的钥匙。10时许，刘武和熊波乘机飞往武汉。下午，以拍摄“希望工程”和善说笑话出了名解海龙也乘机出发，跟进两名文字记者。
8月6日傍晚，记者部值班人员接听到刘武从湖北监利县打来的手机电话。说话声气喘嘘嘘：“西门渊荆江大堤溃口，……我们正往现场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解海龙。”电话是边跑边打的。
3分钟后，平日散淡风趣的刘武已冲进没膝深的洪水报告：“溃口有3米多宽，口门水深大约1米。……部队在缺口站了三道人墙，民工趟着水用米袋在部队身后堵口。”
“用米袋？”记者部问。
“离溃口最近的是一个国家粮库，已经进水，齐腰深。县发电站也进水……”
“兄弟，记着：无论如何事先看好退却路线1值班人员想着刘武单薄的身体，咬牙切齿地对电话喊着，心里已经哭了。
“现在解海龙的位置在哪里？”
“他在部队的人墙里，我看不到他。……我现在到另一处管涌现场去……。”
解海龙出发前，后颈上被相机背带磨出的疥子正在化脓，血迹染在衣领上。一位总编室的同事用棉签蘸着白酒在他伤口处清洗了两遍，说：“哥们儿，可沾不得水啊18月6日晚，解海龙在西门渊溃口处拍摄时落水，脚受轻伤。人、相机、手机，全部湿透，不用说那疥子了。
长江第4次洪峰到来时，下荆江各县市基本弃守了全部民垸。8月9日，监利县奉命放弃坚守了40多天的三洲联垸。三洲联垸是该县最大的围垸，十多万亩良田，6万多人。刘武、解海龙和出差中途从株州来的陈强赶到扒口现常垸内农民基本撤走，但尚有不忍家园被淹的群众同前来执行扒口任务的人员发生了冲突。在民堤上苦苦死守到今天的农民不能保持冷静，一位老大妈哭嚎着扑倒在掘堤的锹下。扒开的子堤缺口，被农民一次又一次扛着土包冲过来堵上。干部们沙哑劝说，说着说着，自己也掉下泪来。
因为三洲联垸弃守，会使江对岸湖南的岳阳水位稍有下降，激奋的农民质问干部：你们是不是湖南人？！正在采访的刘武恰恰是湖南人，他的父兄此时就在对岸抗洪。作为记者，他只能记下这把人心扯成两瓣的一幕。陈强说，整个汛期他两次流泪，这时算一次。解海龙则对着群众高喊：“我们会把你们为抗洪付出的代价报道出去1”报道出去“，这就是天职。
8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刘武、陈强的报道《悲壮的弃守》，配发了解海龙拍摄的图片。这组关于“弃守”大型民垸的报道，在各媒体中又是第一次。报道在当地被广为复印留存。
许多天后，仍有农民就近在大堤上过夜。在风平浪静的黑暗中，能听见远处水面偶尔传来“哗哗”的声响。那是他们的住房被水泡塌的声音。
记者一线历险的事，很难全部展开叙述。如驻吉林记者李己平、原春琳为真实报道营救被困在“孤岛”上的灾民，他和她里应外合李己平冒着生命危险搭乘冲锋舟2小时，迂回进入孤岛，次日，他们的通讯《驾起生命的冲锋舟》传达出最真实的声音。
并非所有到达最前线的记者都能发出震撼人心的报道。不少历尽千辛万苦的记者，却没有发出新闻。有的因为和重大新闻事件失之交臂。如在长江大堤溃口当日早晨早晨离开九江的马少华；多次辗转上堤摄影，累得呕吐住院，却没有碰上重大抢险场面的程铁良。也有的因为预测的重大新闻事件没有发生。如3次夜守荆江分洪区却没有分洪的刘占坤、王磊。他们这样看待记者的机遇：如果灾难发生了而自己恰恰错过了报道时机，这将遗恨终生。但如果得到新闻和发生灾难两者必须同时出现，他们宁愿不要这则新闻。
附：《遗恨瑞昌》
□本报赴长江流域记者 马少华
我是在九江大堤实际上已经决口的时候离开那座城市的。
8月7日，我从鄱阳湖边的灾区星子县采访完后，再次进入九江城，已是中午11点半。去了一趟市防汛指挥部，接受他们建议，吃过饭后到长途汽车站包下一辆“面的”，赶赴九江西面36公里的危城瑞昌———几日前赛城湖大堤溃决，洪水已进入城边杨林湖居民区；而城北两道防线已破，人们据守城边一道铁路路基作为最后防线。像前一次一样，在第四次洪峰到来之前，我只把九江当作转车之地。当时在我心里，灾难总是在下边，而且它的到来总是有迹象的。但实际上，灾难不是这样到来的。
车离九江时，肯定超过下午2点了，而实际上，九江大堤1点左右就溃决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分明看见了路上行人神色惶恐，十里大道东侧，人们在莫名其妙地引颈西望。九江到瑞昌间的九瑞公路已被洪水断绝。“防总”同志给我介绍的路，是绕道九江县城，走一条狭窄、崎岖的乡道———实际上从早晨7点就已被不堪重负的车流堵塞。傍晚7时左右，在涌泉乡与瑞昌市城郊水泥厂之间的那座山前，我包的那辆“面的”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再等了，临分手他劝我跟他回九江。但想到一路的辛苦和已经支付的车钱，想到已经接近危境中的瑞昌城，我心有不甘，还是执拗地要奔瑞昌。这样，我放弃了第二次机会。傍晚，当我不得不离开不可能再往前挪动一步的汽车，徒步走下山时，天已经黑了。两辆摩托三轮车飞也似从瑞昌方向开来，开车的妇女任我怎么求，死也不敢回头，车上载着都是日常家用物品———她告诉我，瑞昌城要淹了，“我们逃到乡下去1其实，此夜瑞昌的惶恐，正是源自九江大堤决口的消息。晚上9时许来到瑞昌防汛指挥部门口时，街头人家电视中播放的安民告示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九江堤破。当所有于当天赶回九江的机会都被白白耗尽之后，我木然地回到瑞昌住下，一夜睁着眼睛，咀嚼着失悔的滋味，脑子里转的净是当初如何，就会怎样的另一种可能。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