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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多结束了当天的培训内容后，我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想好比赛要求的三十秒自我介绍。我绞尽脑汁地想啊想啊，说什么好呢？几天以来的培训，已经耗尽了我的精神和体力，而号码排在最后的我，总有种言辞已尽的感觉。我感到很烦躁，明明自己有很多种方法表达自己的，却没法表达出来。爸爸妈妈也陪着我一起冥思苦想，时间滴答滴答地走了过去，已经深夜了，我还是没有一个头绪，于是便浅浅地睡去，脑中想的还是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做自我介绍？
十二月九日，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决赛的当天。一早四点多，我还迷迷糊糊的时候，爸爸已经起床了，坐在台灯前写下了他对我的自我介绍的建议和想法。六点钟我起床的时候，爸爸妈妈去吃早饭了，房间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看着爸爸写在纸上的建议：“你参赛的意义、目的，你的经历，你对网络的认识……”，我忽然想到，我就是我，既然是自我介绍，就应该和自己的经历、认识结合起来，我有其他选手没有的经历，我对生活、对网络的理解也必定和其他人不完全一样，即使别人和我说的一样，但意义是不会相同的。想到这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将这些意思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语言将它们表达出来。我的自我介绍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还应该是我对网络的体会、理解，还有我参赛的目的——让更多的人知道网络、了解网络，让更多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能够喜爱网络这个全新的生活平台。我和轮椅同时出现台上，可能本身就是对网络的一种注释——没有障碍、没有限制、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
上午八点，所有参赛选手都要集合在上海广电中心，要进行化妆和彩排。我没有坐车去，而是让爸爸妈妈推着我的轮椅自己走过去。上海冬天早晨的空气很凉，冻得我鼻子酸酸的。和我们一起走着的还有一位路透社的记者，从北京赶到上海来采访。这一天，各地来的记者很多，这个情况是我没有预计到的，我本来打算在晚上决赛前找个空闲休息休息，却没有想到，除了化妆、彩排之外就一直在接受采访，休息的时间一点都没有。
为我们形象设计的是杨采妮形象设计工作室，具体为我们化妆的是玫琳凯的专业化妆师。为我化妆的化妆师对我很和善，我看见她胸前别满了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胸针——金色的楼梯、鲜花、黄蜂……我问她最喜欢哪个胸针，她告诉我她最喜欢那个黄峰胸针，因为黄峰的身体很重、很大，翅膀却很小，但是在它的不断努力下，最终飞了起来，黄峰的这种精神是她喜欢这个胸针的原因。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放出了一种很美的光彩，再看看她胸前那只金灿灿的黄峰胸针，觉得很有意思，没想到我在比赛前能听到这样一个小故事。
化妆、做发型的时候不断有记者进来拍摄，由于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其中一个奖项“中国网缘小姐”的名次是根据网上投票数决定的，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晚上决赛时，而当时排在前两位的是重庆网络小姐和我，日本NHK电视台分别采访了我们两个人，对于网缘小姐的结果会怎么想。我说，我不在乎，网缘小姐谁当都好，票数不能说明什么，只有网民心中的认可的才是真正的网缘小姐。重庆网络小姐的回答正好和我相反，她说她很在乎，网缘小姐这个称号对她很重要，可以说明她在网民中的分量。
化妆之外，还要反复地走台彩排。因为我得坐在轮椅上，所以，整个过程中必须有人推我。彩排的时候礼仪小姐没来，导演请我们浙江省的领队黎洁暂时先推我彩排一下，黎洁断然拒绝了。她认为自己是领队，不应该由她来推我的轮椅。我不懂是不是领队和能不能推轮椅有什么关系，难道推了我的轮椅就会被人瞧不起？幸好，我还有爱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愿意推着我的轮椅，不会因为我坐在轮椅上而觉得丢脸。
有一个集体表演节目，是所有选手一起在台上边唱边跳，我也不能例外，只不过，大家都是站着的，而我是坐着的，我尽我所能不使自己表现得有任何的特殊。彩排的时候，先排队形，再排动作，所以我先坐在台下看着，爸爸代我坐在我的轮椅上排队形，然后我再自己上去跟大家一起学动作。我坐在台下看着台上，六十多岁的爸爸坐在轮椅上，和另外二十四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孩们排成一行，笑着跟着大家一起唱，一起做着动作。那个情景很滑稽，尤其是爸爸学着别人一样歪着头唱歌的时候特别好笑，可是我一边笑却一边想流眼泪，这让我想起了看欧•；亨利写的那些故事的感觉。
彩排了一半休息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你在台上看着别人都能够边唱边跳，而你却不能，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我为什么要怎么想？我由于动过手术必须得注意腿部的休息，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地跳舞，我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为什么所有人还是喜欢把焦点集中在我坐轮椅不坐轮椅上呢？网络难道不比轮椅更有吸引力吗？有些人总是习惯于将视线停留在一些负面因素上，却不愿意去发掘一些正面因素。我不羡慕别人，也不觉得自己和别人在一个舞台上唱歌跳舞有什么不妥，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觉得挺好的。
可别人不这么想，也无法理解我的想法，那位记者继续追问：“你给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吧？你不觉得遗憾吗？”
为什么我要觉得遗憾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我比起很多人，已经幸福了许多。在我生病以前，我的舞也跳得不错，我学过拉丁舞，我也相信自己完全能够成为一个焦点，可是那又有什么呢？跳舞不是我全部的生活，我失去了一些，生活必然会以别的形式补偿给我。如果说我有什么想法的话，我只是想起了自己以前开心的日子，觉得自己没有浪费生命，我用我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唱着跳着，这难道不好吗？我为什么要觉得遗憾呢！
那位记者仍然不死心：“你就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说说你的感受吧？观众们对这都很感兴趣的。”
又黑又深的镜头在离我一米处冷冷地对着我，我有些按捺不住了：“我确实是没有想法，我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说些我心理不平衡之类的话，我无法说出来。我想观众也不一定就像你们想的那样，会对这些感兴趣。”为什么人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的惯性思维强加到别人身上呢？我不知道我坐在轮椅上唱歌跳舞是否会让其他选手觉得尴尬或者不舒服，最起码，我没有感觉到这些。我要获得真正的平等，要让别人平视我，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我必须平视自己，也平视别人，如果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和其他人在一起会局促不安的话，我又怎么去要求别人用一颗平常心来看我呢？我是真的渴望着有人能够理解我，可是，我走出的每一步却是那么的难。
化妆和彩排的间隙，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接受采访，我有点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到比赛结束的那一刻，我感到疲劳极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能打磕睡，周围的记者实在太多了。吃过午饭后，有一小会儿工夫的空闲，我坐在观众席上靠着爸爸的肩想要睡一会儿，一闭上眼睛，就有闪光灯的亮光伴着快门按动的声音把我惊醒，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休息一会儿呢？爸爸拍拍我说，别管他们，自己休息自己的。看着远近几个背着相机走来走去的摄影记者，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闭上眼，最后，只好把妈妈的花围巾遮住自己的脸，才安心地闭上了眼睛。可是，我还是低估了记者，这个镜头也许比我单纯地打磕睡的镜头更有价值，隔着围巾，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闪光灯在闪，还能听到快门轻微的声音。我索性就让他们拍吧，我要生存，他们也要生存，但愿他们拍的这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