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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决赛的规则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特殊情况而改变。如果因为陈帆红腿不好而更改比赛规则，这对其他省市的参赛选手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不跳韵律操就是对别的参赛选手不公平？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我没有要求一定要弹钢琴，我所要求的只是一种对大家都公平的方式。既然浙江省的比赛能够灵活地运用大赛规则来让每位选手都充分地展示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女性风采，为什么全国大赛组委会却反而做不到呢？其实如果组委会坚持要求比赛中要跳韵律操的话，我想我也完全可以做到，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跳他们所要求的韵律操。其实，参加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参赛资格对我来说也只是一种形式，看了前一天晚上浙江卫视电话采访胡秘书长，听到了他说“陈帆红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台步、跳韵律操”，听到了“我们早就准备颁给陈帆红特别奖”，再看到这篇报道，我无法相信对方是把我当作和普通人一样看待的。
媒体已经开始把焦点放在大赛组委会是否让我参赛，或者是如果大赛接受我，我是否应该参加比赛。在我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之前，在我没有得到我要的平等和尊严之前，我又怎么去参加比赛？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他们都在看着我，我走的每一步，都可能是他们会经历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是要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至于比赛不比赛，一点都不重要。而很多人却误解为我想作为正式选手参加比赛。无论我是残疾人也好，不是残疾人也好，每个人的尊严与平等的权利难道不是应该被尊重的吗？
我对每一个来采访我的媒体都这么说着，不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为了这一切，我无法再过回我原有的平静生活，家里从早到晚挤满了媒体，我们的用餐时间也变得很不正常，往往是下午两点多才吃中饭，晚上八点多才吃晚饭。而休息时间更是完全被打乱了，每天得十二点多才能睡觉，早上六点钟不到就得开始接各种电话。我们全家都处于一种疲劳状态下，爸爸妈妈无时不在担心着我的身体，他们都害怕肿瘤再一次地复发，而我，为此可能需要再次动手术。
战斗的状态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阶段，事情不断地在变化着。十一月十五日浙江赛区组委会秘书长王文序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将和浙江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就大赛组委会道歉问题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们全家都以为事情可以结束了，开始设想着第二天的平静生活。下午，他们来了，王文序和黎洁，同时来的还有好几家媒体。也许对于媒体来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卖点——浙江赛区组委会负责人带着全国组委会的意思和陈帆红对话。对于我来说，对方如果对事情能有一个明确的解释，那么事情到这里应该说可以结束了，我和任何组委会都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也许是因为在场的媒体太多，所有的镜头、话筒都对着我们，王文序和黎洁对我说的所有话仅仅限于对我的看望和慰问。从头到尾有关全国大赛组委会的话只有一句：“我们还在和他们沟通。”看着周围那么多的记者，有的举着相机在对我猛拍，有的举着灯爬得高高的，有的扛着摄像机很近地对着我特写，有的拿着笔在本子上不时地记录着些什么。我心中反而释然了，众生百相，我不能要求人人都和我一样，我只能自己坚持着不放弃初衷。
情况微妙地变化着，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上海某报的L记者打来的。他想通过电话采访我，一想到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缓和一下气氛也好吧，我便答应了。没想到对方问出来的问题，竟然个个都是反面的：“你是不是一直就因为自己的残疾而自卑？”、“全国大赛组委会把你作为特邀选手，你有没有想过这实际上是对你的关心吗？”、“你是不是比赛前就打算退出？”……当我耐着性子回答完了前几个问题后，便提议请他去采访胡秘书长。L记者告诉我他已经采访过了，从对方的回答中他觉得我自身似乎有些问题，从L记者的话里我听出另外一层意思：你不仅身体残疾，你的心理好像也不大健康。对于一个不了解我的人，我无法解释更多。末了L记者又说：“胡秘书长已经表示让你作为正式选手参赛了，你去不去？”我怎么说呢？我已经记不清对多少家媒体说了我去参赛的前提，对于这种有明显主观偏向性的记者，我还能说什么？我怕说什么最后都变成了伤害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挂下了电话，我无法保持平静的心情，气愤之余，更多的是悲哀，为什么总会有人觉得有缺撼的人生就必须是自卑的？再这样下去，是否我的品德也将遭到质疑？我烦透了这种每天被人追问每天被人怀疑的生活，我实在不愿意再继续这种生活——不停地回答同样的问题、不停地解释同一个道理，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了我要尽快结束这种生活——面对所有在场的记者，我冷静地说着我最后想告诉他们的话：“第一，我是经过严格的竞赛程序并在有公证的情况下获得浙江赛区的冠军，本身就是浙江赛区的唯一合法代表，不存在什么可不可以参赛的问题，我的正式参赛资格是我的合法权利，没人可以剥夺。第二，如果对方执意不为自己的言行道歉的话，为了我做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权利，在适当时候，我将寻求法律上的援助和支持。第三，我希望大赛组委会能够将规则公开，使比赛能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忘了面对着的不仅仅是把房间照的通亮的灯光，不仅仅是一个一个黑洞洞的镜头，而是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报纸的读者。
晚上，电视播出了这一幕，而几乎在同时，我就收到了很多E…Mail，“菜青虫，你的眼神好冷哦！”、“菜青虫，你好酷哦！”、“菜青虫，你看上去象个战士！”……我无可奈何地苦笑着，爸爸这几天为了这件事，头发也白了很多，皱纹又深了许多。我心中闪过一丝凄楚，本来一个快乐的家庭，现在每天要承担这么多的压力，爸爸妈妈本应过着退休后的悠闲生活，却因为我，得为我担心，得陪着我受这么多的罪。如果能大哭一场该有多好！可是我却哭都哭不出来，太累了，只想事情早点结束了好好地休息一下。每天入睡前我都盼望着第二天事情能够彻底地结束，随着每天太阳的升起，我的愿望却迟迟无法实现。
人性的思考
十一月十六日，我看到了前一天L记者写的报道《大赛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胡建生说：以特殊身份参赛是尊重她》，我的观点，胡秘书长的观点各占一半，稍微仔细一点的人都能看出来，两个人对立着，两个人所说的事实中，必然有一个人在说谎。我不由想起一个记者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你的事情已经引起了新闻大战，每个报道这件事情的媒体都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和其它媒体不同的卖点。”我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一个有影响的媒体，是否应该在发表报道前自己先把事实核实清楚呢？媒体应该是客观公正尊重事实的，媒体工作者是否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心？从关于我的一系列报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增加了不少社会经验。也正是各种不同的报道，使得我对很多问题开始重新思考。
人性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只有当事者才应该去正视这个问题，旁观者也不能漠视这个问题，媒体是否应该有个正确的导向？如果一个媒体自己没有一个鲜明的立场，对于事情的本质没有把握的话，那又靠什么来引导读者？社会责任心又从何谈起？仅仅为了新闻而新闻的话，长此以往，新闻的真实性不能不令人心生疑问。人总是很容易被利益所驱动，做出违背自己初衷的事，社会就是这样地磨练着每个人，但愿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事后再回过头来想想，能有一些感悟吧。
早上宁波市残联的工作人员给我带来一份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给我的传真，下午我又收到一封张海迪通过钱江晚报转给我的E…Mail，很感人，信中不仅提到了健康、青春与美的理解，更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了这封信后我便在想，很多人总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残障人是弱者，靠着健全人的帮助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我们总是想到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