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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果然这个迟到的关节尺寸又不对。我再次看到这个关节的时候,发现白色的羟基磷灰石上有一道红线,刘医生怕他们再做错,索性直接在那个关节上直接画出来大小。怎么办呢?只有重新再定做一个关节。妈妈说:“怎么这些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发生的事,都发生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我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还是有点暗自庆幸,幸好这次没有进手术室,没有上麻醉,倒霉还没有倒透。
事情这么发展,倒真有点让我始料不及,真到了这个地步,我反而也不觉得着急了。随它去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换一个角度去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一句对白──“我们失败?只要您能坚定勇气,我们就不会失败。”我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心态从一开始的平静到后来的失衡,一次一次的意外发生,我的勇气渐渐地被磨灭了。如果我不能及时调整过来,也许随便一个小小的打击就会让我再也爬不起来。
正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四十周年纪念,大伯伯陈钢作为作曲者之一,请我们全家去上海大剧院听音乐会。当天晚上我便溜出医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听音乐会。坐在大剧院里,梁祝如泣如诉的旋律回旋着,在我听来,这是属于有勇气的人的音乐。祝英台投入梁山伯坟墓时的那一声大锣敲得天崩地裂,也敲响了我的勇气。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命运不会一再捉弄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的。音乐给我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深深地刻划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我痛苦的时候,梁祝幻化成的蝴蝶总是会在我眼前片片飞舞,引领我往光明的方向去。
第二次手术
我的第三个人工关节终于准时到货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手术时间被安排在七月十二日,星期一。人工关节在给我们都看过以后,就被送到手术室去消毒了。这个关节和前面定制的两个都不同,有很多地方改进了,无论是外形还是材料,完全是按照我的手术需要而设计的。
星期天下午,爸爸妈妈早早地就到医院来了,妈妈还带来了一把剪刀,准备帮我把长头发剪掉。因为我自己反复分析,觉得前面两次手术都没动成的原因,在于我没有做好术前准备,没有把头发剪短。和两年前一样,妈妈搬了把凳子放在病房中央,我坐好后,妈妈就开始“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了。同病房的病友都很替我惋惜,我自己更是舍不得,但是想到手术后的种种麻烦,觉得还是剪短了好。长长的头发掉了一地,我的心也跟着轻松起来。风从八楼的窗户吹进来,我的思绪也跟着吹来吹去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开始想念起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还有夏天在辣辣的阳光下飞奔的疯狂。头发留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剪起来却是那么快,没几分钟,妈妈就给我剪好了。照照镜子里面,是一个男孩子的模样,不同的是,在我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细细长长的小辫子,算是对剪掉的长发的一种纪念,也可以算是长发到短发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过渡形式吧。有意思的是,我真的把头发剪短了之后,病友们又都说我还是剪成短头发更可爱更好看。我拖着脑后的小辫子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很是得意。
星期天的早晨,又是“长脚”来推我进手术室。我笑嘻嘻地和病友们告别后,不用“长脚”招呼,我自己一骨碌就爬到推床上躺好了。在电梯口,爸爸妈妈轮流拥抱了我一下,我很高兴地说:“今天肯定可以动成手术的!一会儿见!”可能平时像我这样乐于进手术室动手术的病人实在不多,电梯口的一些病人家属都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我朝他们笑笑,谁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呢。别人一定想不到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快点把手术动好,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够顺利地进手术室、顺利地出手术室。
手术室里的空调开得很足,躺在手术台上,我又开始望着头顶上的无影灯中自己的倒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医生。朱医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关节尺寸对不对?”我赶紧说:“对的,对的!”朱医生又问我:“核对过了没有?”我连忙说:“核对过了,核对过了!”朱医生说:“我再去问问,然后来给你上麻醉。”一会儿,朱医生又进来了,笑眯眯的,我放下心来。他问我紧张吗,我摇摇头,我怎么还会感觉得到紧张呢?我心里的感觉是复杂的,像小孩子去春游前一天的感觉,有点期待,有点兴奋。几位手术医生都进来先看了看我,我更加放心了,开始看着无影灯发起呆来。
同样的麻醉过程又来了一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昏昏睡去,失去了意识。手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我都不知道。只是在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陈帆红!陈帆红!”我很想回答,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声音又响了:“你是陈帆红吗?点点头……”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听到有人在说:“醒了醒了……陈帆红,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我的意识渐渐恢复,明白手术已经结束了,医生们在叫醒我准备把我送回病房了。我伸出舌头想要做个鬼脸,却难以控制自己的表情,眼睛一点也睁不开,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只听到几位医生笑道:“可以把她送回病房了……”
我心满意足地又再睡过去。猛然一阵剧痛袭来,我感觉自己被人抱起来,放到另外一张床上,然后那张床开始动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来时的推床上。一路上听到不同的人的声音,我稀里糊涂地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一阵一阵的疼痛使我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好不容易滑动着的床停了下来,我猜测着可能到了病房了,果然不出所料,我被抱到了病床上。爸爸妈妈的声音在我耳边想起,一声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拼命地点头。爸爸轻轻在我耳边告诉我:“手术动好了!”我有点兴奋,迫切地想要告诉他们我早知道了,可是就是说不出话来,眼睛倒是睁开了一点,看见爸爸妈妈模糊的面孔,我想要朝他们笑一笑,伤口处的疼痛却让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想动一动,换一个舒服点的位置,却发现一点都动不了,两条腿都被绑起来了,伤口的地方还插着一根长长的引流管引出淤血;两只手也没法动,一条手臂上面吊着盐水,另一条手臂上面包着自动测量血压的设备,手指上夹着一个测量心跳的设备。我想转转头,却发现颈部带着一根埋在血管里的导管,一动会隐隐作痛;鼻子插着氧气管,一动就会松动。我只能乖乖地一动不动,闭上眼睛承受种种的不适。也许是因为输入我体内的血太冷,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冰窟里一样,不停地直发抖,幸好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手术了,爸爸妈妈也镇静了不少,坐在一边倒没有很慌张。我用嘴型无声地说着:“手……”。这种时候亲人之间的感应很强烈,爸爸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握住我的手,把他的热量源源不断地传给我。血一袋一袋地输入我的体内,爸爸的温度也一点一点地输入我的手心。妈妈在监视仪器边看着我的血压、心跳。我的床位医生不时会来看看我的情况,我隐隐约约听到医生说我的血压已经到了60、90,基本上还算可以,但是心跳太快。
我又沉沉睡去,没过多久觉得干渴难忍,睁开眼睛盯着床边的小桌子看着。妈妈问我:“要什么?”我看着桌上的杯子,想要说“水”,却又发不大出声音,妈妈倒是听懂了,拿了根棉签沾了点水在我嘴唇上点了点。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上甘岭”一样,想喝水的强烈欲望使伤口的疼痛都显得不重要了。手术后的六个小时里什么都不能吃,我闭上眼睛计算着时间。妈妈每过一会儿就往我的嘴唇上沾点水,一丝丝的湿意维持着我的平静。
爸爸妈妈轮流照顾着我,平静了没多久的我就开始了强烈的麻醉反应,不仅把我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连爸爸妈妈也跟着担惊受怕。我频繁地呕吐,监视仪上我的心跳往上也猛跳着,跳到一百四十多跳,我的床位医生都有点害怕了,忙问我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说也奇怪,医生跟我一说话,我居然也就发得出声音了,后来想想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告诉医生,我除了觉得恶心以外,其他都挺好。医生觉得有点奇怪,心跳那么高的话病人应该非常难受了才对。我倒是挺难受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