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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恼怒地对妻子说：“难道我是为了这个地位吗？我从小到老就没有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名目，我只是争一口气，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了吗？”
老伴说：“我不是不理解你。建军，你一定想得开，不然的话我一定先于你而死。”
刘建军勉强地从床上坐起来说：“我从此之后不再穿皮鞋了，谁也不找了，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他的老伴说：“建军呀，你该怎么吃就怎么吃，该怎么穿就怎么穿，你难道还不相信自己的妻子吗？”
刘建军苦苦地笑了笑，他明白了，同没有文化的老伴讲话是讲不通的，她只能作为贤妻良母安慰他。而这种安慰，这种忍辱负重的贤惠，却更加使刘建军感到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他看得出来，老伴为了他甚至可以出去当老妈子挣钱。当卖冰棍的吆喝于街头，那是为了养活他。可是，他刘建军堂堂一名处级干部，一个县委书记，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落一个老年无所归的处境呢？
刘建军勉勉强强喝了一碗面汤，又躺下了。迷迷糊糊地，他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起了床，他竟白了头。
刘建军说：“我要到北京告状。”
他心里想：上面说我是红的我就是红的，比太阳还要红，如果上面说我是白的那我就是白的，大家都会迎合的，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而争呢，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清白去死呢？一个领导人犯了错误，我不能在压力之下跟着他一起去犯错误，我还是要告状的。
这时候刘建军的一些朋友都来串门了。
刘建军面对他真心的朋友，掉下了眼泪，他知道朋友是来为他开心的，但是这种开心是不实际的。刘建军只能边擦着眼泪边和朋友们开玩笑。他已经打算进京了，甚至他下了死在北京的决心，临走以前他去看望了父亲、母亲和弟弟。他的父母亲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两个老人正在到处找人，找亲戚朋友找那些当大官的帮助儿子告状。
刘建军来到父母家里以后，两位老人说：“孩子，你是受了冤枉的，我们死都不会瞑目的，我们曾经因为你是县委书记而为你感到自豪。咱们的家里出了一个金凤凰还当了父母官，可我们临要入士了，儿子却成了罪人，你让我们怎么想？我们跟你一起去北京告状，哪怕死在路上死在车上，我们都是为了儿子澄清冤案，做我们最大的努力，你是我们的亲骨肉呀。”
刘建军说：“你们不要管了，你们也解决不了，你们生了我我记住你们养育之恩，为了这养育之恩你的儿子也不会不成器的，不管怎么说我跟着党干革命，怎么会干出罪来呢。”
刘建军告别父母、弟弟妹妹，准备破釜沉舟要去北京了，他对北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整个的生命都压在了北京之行上了。
去北京的车票刘建军是愉偷买的，他像小偷一样溜到了火车站，排队挤票，并且同时随时随地看着周围有没有熟人的眼睛，他知道他在这种状况之下，想利用他的处境讨好别人的人太多了。有许多道貌岸然的人，乌纱帽下面不沾点别人的鲜血也红不起来，他不能给别人当利用的工具。买到票以后刘建军死死攥在手里，仿佛攥着一张他的清白文凭，他告别了家人匆匆忙忙地上了火车。
一上列车刘建军就死死地躺在卧铺上，一动也不动，他用报纸盖着脸，生怕被熟悉的人认出。他深信，只要有人知道他去北京，马上会把消息传给那位大权在握的对手，而那位对手就会对他的家里施加某一种可怕的手段，反正他得防着点。
他趴在卧铺上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于是他听到了列车车轮铿锵有力的轧着铁轨的声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也令他感到孤独和凄凉。
傍晚的时候，刘建军下了火车，他走出北京站，走到了他所熟悉的长安街。
在长安街上，那微微的清风，那淡紫色的夜空，重新唤起了他生命的希望。他想，这次来绝对不能白来，一定要找出一个眉目来！党组织不会那么清白不分，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维持这么久的统治，都是因为清正廉洁，正大光明啊！他感到，尤其是此时此刻，他整个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党的廉政建设上。
他去过信访局，在那里填完表就让回去等着。他极力想进中南海，想把自己的冤屈向中央的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哭诉一番，然而，警卫有警卫的纪律。是啊，这么大的国家谁都想到中南海去说说，那不乱套了吗？
一连几天过去了，他的上访毫无进展，这天清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遇到一位老者，老者肯定是位退下来的老领导干部。他们谈得很投机，那位老同志对他说：“你本身这件事，找不出什么结果来，到哪儿也不会被重视，你还是反映轧死人的那件事，人命关天，而且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我保你能成功。”他先打听检察院。
检察院森严而神圣。
几经周折，快近傍晚了，他走到检察院的接待室，人家告诉他说：“我们下班了，你明天早晨来吧。”
他疲劳地急匆匆地找招待所，可是几经问价，他感到实在住不起，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他不知这次在京要住多长时间，人身在外，钱要省着花。他心急如焚，干脆又回到了北京站。
在绚丽的灯海下，他在路边坐了下来。无限的疲劳袭上他的心头，但他一点儿也不想睡觉——也没地方睡觉！
他把包垫在屁股底下，就这样坐着，从一点钟坐到两点钟，再坐到三点钟……
凌晨的时候，人家来清扫了，他被一阵吆喝声惊醒了。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黄衣服，脸上用毛巾包着，人露着两只眼睛，对他大声喊着：“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清扫了。”
他只好在长安街上遛过来遛过去。
天终于亮了。当红霞满天飞舞的时候，刘建军又来到了检察院。
检察院的接待室已经开门了，他走了进去，并且拿出了县委书记的工作证。
检察院的同志严肃而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耐心听了他的申诉，然后告诉他说：“你到我们信访站去吧，那里专门办这些事，你去以后找X处长和X副处长，我给他们扫个电话。”
刘建军离开时，才知道今天是检察院领导来信访轮流值班。他抓紧时间来到高检信访处，接待他的是一位保定籍的女同志，她说：“主任打了电话，X处长在等你，你绕过来到他办公室谈吧！”
刘建军把心里话又说了一遍，这位处长干脆利落地答复：你的处分我们认为不当，不过只能由纪检部门来解决，因为这是党内的问题，你反映的问题，我们马上处理，我们一把手明天从外地回来，我们要向他汇报。
刘建军千恩万谢，怀着一种无限感激的心情离开了那位处长。
刘建军出了门就在门口蹲着，因为他这一次可真不知道应该哪里去找了。
他想这下可难了，他不只是要告状，而且还要打破一种党内的常规，他哪有力量打破这种常规呢？除非国家开什么重要的会议集体来商量才能打破这种常规——那么说，他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得回去了。
想到回去的可怕，他竟大声地自言自语地说：“不行！我不能走——死也要死在这里！”于是他决定通过新闻界帮忙。
四
新闻界的良心
在《人民日报》社，他见到一位两年多没见面的朋友，刘建军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忍不住老泪横流。那位编辑朋友对刘建军的到来非常吃惊，同时以异常的热情握住他的手说：“怎么回事？建军，怎么这么狼狈？”
刘建军说：“你知道，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平时所做的事情都是帮着人家找点方便，现在我连帮人的权利也没有了。”
于是刘建军就从头至尾如实说了起来，他说得很激动，滔滔不绝，晚风微微地吹着他的脸，把脸上的泪水吹干了。
他看了看脚下穿的登山运动鞋，伸了伸脚，对朋友说：“你看，我穿着一双新的真皮登山鞋，已经走了几千里，我觉得一点心劲都没有了。”
他的朋友说：“我可真走运啊。让我碰到你，你的官司难打！咱们把内参部的一个朋友请来，问问他能不能写个内参。”
这位编辑的朋友听完叙述，很爽快地说：“噢，是这么一个案子啊，这样吧，我看一看，然后给你发了，顺便给你转到中南海，我们不会骗你的。”
刘建军心里很感动，他支支吾吾地说：“按理我应该谢谢你了，现在办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