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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又是两天的伏案疾书，写了下面这个材料：
中纪委调查组：
为了搞清问题，中纪委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数万字的资料中分析研究问题，深入细致、尽心尽意、尽职尽责。
我深为感动，深切地体会到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深切地认识到党的形象是光辉的；中央和中纪委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
首先，我感到对我的“严处”不满、不服，有以下几点理由申诉和辩解。
一、立案寸良据荒唐
我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这在信上第一句就开宗明义。
纪委找我谈话时说：“你准备接受严重处分，已经定了。”
我问：“根据什么？”
他们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太严重了，从性质上看，完全够上右派言论。”
我说：“我在反映信中，没涉及中央、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没涉及国家机密、没涉及政治、经济、作风问题，怎么能抓右派？”
他们说：“按诬告，是省里定的。”
我说：“我不是告状。”
他们说：“你写的内容太敏感了，还不抓你？”
我听明白了，立案根据是反映敏感的信息，因此，我在北京八处走访咨询，寻找理论方面的根据。
“诬告”是个法律的范畴，解释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在没有新的解释前，还参照1956年公布的法律解释。
在党内，对反映情况，控告调查不实的，一般分为部分失实、失实、严重失实、诬告；如够上诬告这个最严重的层次，即属法律的范畴。
……
显然，以“诬告”立案，是荒唐的。
二、结果草率之极
限期严处，这已是不切实际了。在结案过程中，草率到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
（1）第一次找我谈写信的事，纪委就告诉：“处分很严重，要有思想准备。”我说：“那不一定，调查完再说。”他们说：“省里只让处分，没说让调查。”
我说：“谁办案也不能只调查‘被告’，不调查我这个‘原告’吧。”他们说：“你找地委吧。”地委领导说：“好好写个检查，争取从宽从轻吧。处分完好好工作，过一两年，会解决的，你一年以后什么时间找我，我肯定见你而且管这件事。”
（2）处分稿定了后让我看。按中纪委规定，处分党员的稿应先让被处分人看。7月27日让我看稿时，决定处分时间已过了20天整。
纪委的同志说：“你签个字吧，签了就算结案了。”
我不签。
他们说：“签吧，别让我们为难了。有两条你可申诉，一是信转到被反映人手里，二是超过了反坐。”
我坚持不签。
他们说：“不同意见也好，签字是手续。”
——这与“文革”中红卫兵整当权派何其相似啊！
（3）不调查——不怀胎就强分娩。
我对地委行署领导苦苦哀求：一定要调查，不然要出冤案的，既然把信息当成告状，光问被告不行。
有一位领导坦率地说：“建军啊，你这个人真糊涂，调查如果和上边批的不一样怎么办？调查如果和被告说的不一样怎么办？”
（4）处分决定文稿更草率，把年龄写大，党龄有偏差，文化写低，工龄少算10年。
……
三、无限上纲，杀鸡给猴看
处分决定上说我写信向省委领导提供信息，是分裂党组织！我棒着这顶大帽子，走访了中央研究室、中宣部和中央党校有关领导和同志，中宣部的同志还找了资料，念给我听。资料上讲，分裂党要有一定的政治路线，即重大的政治主张与党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分裂党应有自己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
四、实施政治高压，打击报复
伴随着反贪、举报的这几年，河北省个别人一直在大唱抓诬告的调子。
我的事，把反诬告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面对窝囊气这把软刀子，使我的肝脏长了肿瘤，血压在180左右降不下来，然而我没有垮下去，一捆一捆不相识者的来信给我极大的勇气。他们有的劝说，有的揭发，提供线索让我去告。
更感人的是，跟随周总理的重庆报童宗老大爷夫妻双双来到我家，他连问几遍：“你有没有别的问题。”我做保证。他说：“你反映的那个人我早有所闻，今天第一是来看你，要经得起考验。第二是告诉你一件事，1988年他在高阳一顿饭吃了1100元，还拿走11条希尔顿香烟。这是我问过三次的事，你要反映就反映。第三，你带上处分决定和申诉，我介绍你去找邓大姐，还可以找另外两个人。”
望着生疏的两位老人，我心潮不能平静。多么好的老同志啊，虽年逾花甲，仍仗义执言，是一种关心党的命运的责任心，把我们联在了一起。
不几天，又有几位省顾委的老同志来到我家。他们语重心长地说：“打江山是要流血牺牲，和平年代为反腐败可能要丢官降薪的。要沉住气！上帝被你感动了。上帝是群众，现在人们都关心你。”
曾登了我“诬告”的某报的同志表示：“那是纪委星期六下午找我说的。让星期一见报，我把他们的签字都留着，以后就是改正到什么程度，你让登就登！”
在京的一位老革命，用铅笔写了一首诗寄来：
全国抓举报，
河北抓诬告。
一封反映信，
罢官丢党票。
你要干到底，
不屈又不挠。
大是和大非，
十年见分晓！
还有许多人在支持我、帮助我。
我们机关党组织的郭宝深说：“刘局长，你必须按月交党费，全国的党支部不承认你，我们承认你是我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
行署领导对我局书记刘永惠说：“还要给刘建军分一定工作，但不要给他考勤。”
我，一个被撤职的局长，经常出现在局长参加的会议上，经常以局长身份出外和开会。还曾在全省系统教育会上作经验介绍。
在9月29日下午宣布处分的党员会上，全体党员发言表示不同意，有人还流下了眼泪。
就在登报以后，唐县县级干部立功表彰的建议书上，还建议给我记功。
从7月到9月末，北京新华社一名主任曾建议派两名记者采访我被处分的经过（后来听说中纪委来人，新华社还提出要跟踪采访）。那个主任说：“这件事既有新闻价值，也有参考价值。”
春节期间，保定籍在京工作的同志回来看我，对我说：建军，你要放开思想，放心大胆地向中纪委来人说心里话。
我信心百倍。我将以自己的方式感谢党中央，感谢中纪委，感谢广大干部和群众。我从内心里、灵魂里体会到：党是伟大的，中央是英明的！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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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
1991。3。3
刘建军衷心地感谢中纪委的同志为他的事所作的努力。
中纪委的刘长春同志回忆说，他们在同省纪委的同志交谈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给刘建军处分，地委主要领导也有纪要证实，他们是不情愿这么整刘建军的，难怪上上下下都关注这件事。
刘长春同志还说：“幸亏刘建军又能跑，又能写，要是换个别的人，可能就得冤一辈子。刘建军这个人也不错，在保定调查期间，那么多人为他说情，整个调查过程；所见到的人，几乎是一面倒，都支持刘建军。”
那时候，保定人有个顺口溜：“保定一大怪，受处分的局长香起来。”
刘长春深有感触地说：“看来，人心这东西可了不得，为这么件小事，把老百姓惹起来，是很可怕的。”
中纪委工作组临离开时跟刘建军谈了一次话，勉励他保重身体，等待消息。然而，肝区的疼痛和消化系统不良的折磨，使他像丢了魂似的，休息了几天以后，刘建军照样起床，专心致志地练气功。他又开始了晨跑。
他放下精神负担，投入到景秀公园露天舞场的跳舞的人群中，不分什么三步、四步，跟着音乐转来转去。他在晨练群中，经常被大家团团围住问他案子怎样了？有什么进展，身体如何？
六月的保定已经很热了，刘建军的心比天气还热。他不能再旁若无事地等下去，他打了几次电话，北京的消息只是让他等。
九
给刘建军平冤
从7。27到8。28
1990年7月27日，保定地纪委曾把刘建军叫去，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1993年8月28日，中央、省、地三级纪委的同志又把刘建军叫去，让他在平反决定上签字。
从那一年的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