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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尚未开动，一张年轻的、美丽的女孩的脸又急急凑向窗口，我看到一对亮丽的大眼睛，一双乌黑的发辫垂在胸前，未施脂粉的脸庞清秀动人，好一位北国姑娘！我心中赞美。同时，我的心中为海峡这端的同胞而颤动了。那小女死命攀着车窗，对我请求地说：“我能访问你吗？我是××报记者！”
我来不及答话，杨洁一连串地敲车顶：“开车！开车！开车！”
那少女眼看访问不成，眼中流露着失望。我心中一阵激荡──为这些热情的欢迎而激荡，也是初到北京的激荡──我拉住那少女的手，在她耳边说了一句真心的悄悄话：“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北方的女孩也美丽，例如你！”
我松手，车子绝尘而去。
我回头向车窗外望，那少女脸红红的，伫立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我心中好生歉然，对那机场所有没有跟我接触到的人，都感到歉然。车子走了好长一段，我回头，那小女还伫立在街头，对我遥遥挥手──十天以后，我终于在北京饭里，接受了她的访问，她的名字叫应红。
第四章 北京的“小梧桐”
抵北京的第一天，忙于看北京的街道，忙于看北京的建筑，忙于用全心去体会这又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心里始终乱乱的。车子离开了机场，就开始觉得热气逼人。谁说北京的四月是春寒料峭？阳光晒在身上简直是灼热的，我脱掉了珍珠呢的短大衣，里面有毛线衣，热得直冒汗，问身边的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前几天还下雪呢！今年的天气最反常，从没有四月热成这样！”
我就在这个反常的四月，来到北京的热浪下。第二天，我们去颐和园，大家都喊热。颐和园的湖光山色、楼台亭阁以及那匪夷所思的“长廊”……简直让人目不暇给。鑫涛拿着照相机，忙着拍屋檐，拍墙角，拍回廊，拍玉兰花，拍花窗及格子门……他一向热爱中国的古建筑，颐和园的画栋梁，已经把中国古建筑的美，发挥到极致，他就狂热地拍个没停了。
我的“北京”印象，从“颐和园”打开序幕，却从“小梧桐”开始了第一章。“小梧桐”是有典故的。
我自从抵北京，就认识了许多初霞的朋友，这些朋友待我的热情，简直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一生，也交游广阔，但，从没有朋友，会照顾我到无微不至，而且事无巨细，体贴入微。刘平和沈宝安是夫妻，也是老北京了。刘平敦厚，也照顾我。知道我爱吃梨，她每天买新鲜的梨送到我房间来。北京起风，她送纱巾来教我挡风的办法，北京烈日当空，她送洋伞来……
除了刘平和沈宝安，我们还认识了韩美林与朱娅这对夫妇。韩美林是画家，也是陶艺家。鑫涛一见到他的作品后，就对他大为倾倒。我们总以为他年龄很大，见面后才知道他只有四十多岁，他不爱说话，却用无数行动，来表现他的热情。
鑫涛初次参观他的工作室，对他所烧的一件蓝钧窑──是个十分巨大的碗──爱不忍释，那件作品是韩美林远去河南禹县烧出来的，里面的“鱼子点”是经过窑变，才能产生的特殊效果，所以是可遇而不求的。韩美林见鑫涛如此爱它，一句话也不说，拎了它就送进了我们的旅馆里。（我们把它一路带来台湾，如今正供在鑫涛的书桌上）韩美林长于画马，他画的马，绝不雷同，让我叹为观止。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过，把他两只手的筋脉一起挑断，要他终身不能作画，又把他的双腿的腿筋，也一起挑断。所以，至今，他不能爬山上坡，他握笔画画时，画笔常会掉下去。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很多，他自己说：“现在是我创作的颠峰期，我不能浪费这段时间，只有拼命去创作！”
因而，他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宜兴，埋首在窑炉边烧茶壶。
而朱娅，他那可爱的、年轻的、温柔的妻子，就留在北京等他。对于韩美林，朱娅有次很坦白地对我说：“他比我大了很多岁，我嫁他的时候，家里都反对。但是，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又那么有才华，我对他，是怜惜加是崇拜，不管怎样，我都要跟着他的！”
平淡的叙述后面，有多少故事？一个翻江倒海的时代（文革时期的摧毁力，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在大陆，大家用“十年浩劫”四个字来称这十年，“浩劫”二字，才能形容那种灾难。我在大陆四十天，所交的朋友，几乎都是“劫后余生”的。）在这时代中，发生的故事一走动人心魄，怪不得大陆作家的作品，绝大部分用文革为背景。
除了韩美林与朱娅，我们又认识了李世济与唐在霸夫妇，。他们这一对的故事，更加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感人肺腑，而且是匪夷所思的。李世济，在台湾，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在北京就不同了。大街小巷，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知道李世济。她是程砚秋的嫡传弟子，是京剧界的红人。她的先生唐在霸，也是程砚秋的学生，他放弃了国外的学位，跑来帮程砚秋拉胡琴。第一次李世济出现在他面前时，只有十六岁，对唐在霸一躬到地，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唐老师！”
这一喊，已经缘订三生，唐在霸就这样陷进去，水深火热，保护了李世济这一辈子，每次，李世济登台，必然是唐在霸为之操琴，两人间的默契，已到达天衣无缝的地步，听过他们表演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合一的境界。（关于他们两个的故事，我听得很零碎，李世济说，下次我去北京，她将详细向我叙述，让我写一本“厚厚的书”。）除了前面三对夫妇，我们当然还认识了许多许多人，像杨洁和她的先生大齐。杨洁是独行侠，她照顾我们的一切，包括安排行程、车子、换钱、吃饭……大齐却很少露面，杨洁我前面已经提得很多，但，真要写杨洁，还是要费一番笔墨。
在大陆，很少有人有私家车，杨洁就有一辆，她的车子前凸后凹，伤痕累累，她依然能开着这辆车横沖直撞。有一次，她开车接我和鑫涛去吃饭，我为了礼貌，坐在前座，让鑫涛一个人坐后座。谁知，我才坐进车子，她就“呼”的一下把车子开出去了，我回头一看，鑫涛站在街边，还没上车呢？还有一次，我和鑫涛坐她的车子去一个地方，她认得那地方，却不太熟悉，另一位朋友叫她“跟车”。于是，她就跟着前面的车子开，一面开车，她一面和我们眉飞色舞地聊天，聊着聊着，她忽然说：“前面的车怎么转弯了？”她一拍大腿，明白了：“他要抄近路！抄就抄粑！”
一个急转弯，她就跟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一路跟下去，巷子旁边没了人家，多出一条河来，再跟下去，前面连路都没有了，那辆车停下来，司机钻出车子，回头诧异地看着我们。杨洁这才急煞车，大叫一声：“跟错车子了！”
这就是杨洁。（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她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的十年间，都在国家女蓝代表队打球，她的编号是五号。打起球来，沖锋陷阵，锐不可挡，大家都称她“女篮五号”。她的故事和战果，曾被拍为电影，电影名也叫“女篮五号”。如今，她仍在体协做事，所以，我们一路的行程，都是她用体协的关系，招呼过去的。）写了一大篇关于我们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现在，要拉回到“北京的小梧桐”上来了。
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每次出门都浩浩荡荡的。因为这些人都是老北京，大家不论祖籍何方，都能说一口漂亮的“京片子”。每次大家一谈天，悦耳的京片子你一句我一句，我听得好舒服，好像进了电影配音间。但是，这些京片子对鑫涛和承赉都是个考验，他们两个是同乡，都说上海话。北京话和上海话差别甚多，鑫涛在我多年“教育”下，（我平时不喜欢他在我面前说上海话，而且时时刻刻纠正他国语的发音）还能勉强应付。而承赉就常常词不达意。有一天，承赉对我说：“我来北京好几次了，还没有见到北京的梧桐！”
“哦？”我困惑地问：“北京有很多的梧桐吗？”
“有，有，有，好多好多！”承赉一叠连声说。
“梧桐？”杨洁歪着脑袋，仔细思索：“我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还没注意到北京有很多梧桐！”
“有啊有啊！”承赉急了，“是小梧桐啊！”
“小梧桐？”我更困惑了：“它们长不大？是特殊品种吗？会结梧桐子吗？”我的一连串问题，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