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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又是如何读到这本书的呢？这与赖特有关。作为一名奥兰多的律师，赖特长期效力于布什以及其前总统的父亲。赖特于1998年布什竞选总统时向他推荐了这本书。 赖特这样描述这个故事：“抱怨是不允许的。我的道德标准是：你得到一个工作，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做。当我向这位候选人推荐这本书时，布什说：”我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我说：“请读一读，只需要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这不是新时代的东西，但它永远不过时。’我再一次碰到他时，他已经读过了这本书。他的反映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这本书太可怕了，它把一切都说了。‘“
《致加西亚的信》的故事发生在1898年，出版于1899年。但是故事和书籍中所表达的一种精神，成为了一代代领导者的信念。尤其是以下这段话更是发人深省：美国总统将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了罗文；罗文接过信后，并没有问：“他在哪里？”
像罗文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一座不朽的雕像，放在每一所大学里。年轻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仅仅是聆听他人的种种教诲，而是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付，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这本书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首歌颂英雄的赞歌，而应该被看成是一本成功的励志著作，值得每个人去读，并且作为做人做事的标准：不为困难所吓倒，用自信来完成所托的任务。
如何把信送给加西亚
安德鲁·罗文
因为有了这位英雄，阿尔伯特·哈伯德才创作了不朽的名作《致加西亚的信》。
让我们通过这部作品获取一种进取心，在这种追求中获得一种动力。我们自己即使付出再多的代价，为了国家也在所不惜。
——哈里斯
“到哪里能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美国总统麦金莱问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
上校迅速答道：“我有一个人——一个年轻的中尉，安德鲁·罗文。如果有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那么他就是罗文。”
“派他去！”总统下命令。
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有关情报。他认识到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他需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士气、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况，以及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及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双方装备等等。除此之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困住敌人，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干脆果断。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小时以后，时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带我上了一驾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何时出发呀？”
我迟疑了一分钟，然后回答他：“一艘名为安迪伦达克的轮船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乘上这艘船吗？”上校显得很急切。
上校一向很幽默，我想他不过是在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于是半开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么就准备出发吧！”上校说。
马车停在一栋房子前，我们一起走到大厅。上校走进里面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口，招手让我进去。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背后，美国总统正坐在那里。
“年轻人，”总统说，“我选派你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等你。你必须把情报如期安全地送达，这事关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
这时候，我才认识到瓦格纳上校并非开玩笑，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我的人生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一种军人的崇高荣誉感充满了我的胸膛，已经无法容纳任何的犹豫和疑问。我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从总统手中接过信——给加西亚将军的信。
总统说完了以后，瓦格纳上校补充说道：“这封信有我们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要避免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东西。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悲剧，我们没有理由冒险。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身上带着情报而被捕的，不仅牺牲了生命，而且机密情报又被敌人破译了。我们绝不能失败，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将军在哪里，你自己得想办法去寻找他们，以后所有的事全靠你自己了。”
“下午就去做准备，”瓦格纳上校紧接着补充说，“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许多战略计划都将根据你发来的情报，否则我们将一无所从。这项任务全权交给你一个人去完成，你责无旁贷，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离开，祝你好运！”
我和总统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送我出门时还在叮嘱：“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一边忙着做准备，一边考虑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了解其责任重大而且复杂。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甚至我出发时也不会爆发，到了牙买加之后仍不会有战争的迹象，但稍稍有闪失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宣战，我的任务反倒减轻了，尽管危险并没有减少。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当一个人的荣誉甚至他的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命运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他的名誉却属于自己。生命可以牺牲，荣誉却不能丧失，更不能遭到蔑视。这一次，我却无法按照任何人的指令行事，我得一个人负责把信送到加西亚的手中，并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情报。
和总统及瓦格纳上校的谈话，我不清楚秘书是否记录在案。但任务迫在眉睫，我已顾不了这么多了，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将信送给加西亚。
乘坐的火车中午12点零1分开车。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迷信，说星期五不宜出门。火车开车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发时却是星期五。我猜想这可能是命运有意安排的。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就无暇顾及那么多了。于是，我的使命开始了。
牙买加是前往古巴的最佳途径，而且我听说在牙买加有一个古巴军事联络处，或许从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加西亚将军的消息。于是，我乘上了阿迪伦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我尽量不和其他的乘客搭讪，沿途只认识了一位电器工程师。他教会了我许多十分有趣的东西。由于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流，他们就善意地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带有一些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当做战犯来处理。而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挂着一个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看到船尾绕过海角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9点我登上了牙买加的领土，四处设法找到了古巴军人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他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接到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军人联络处的指挥部。在场的有几位流亡的古巴人，这些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当我们正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时候到了！”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喊着。
紧接着，我还没有来得及再说些什么，便被带到马车上。于是，一个军人服役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经历开始了。
马车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丝毫不理睬我，我说什么他都不听。马车在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上疯狂地奔驰，速度丝毫不减。我长时间没有与人说话，心里憋得难受。当马车穿过郊区离城市越来越远时，我实在憋不住了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