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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让一个爱思考的人爱上逛服装店那样艰难。
有一种促进思考的方法是，给一个不爱思考的人巨大的物质诱惑。其实现在的高考就是这样的，有的老师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就是巨大的诱惑，可以让很多人被迫开动脑筋去思考。但是，高考一结束，这些人的懒惰又开始了。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会成为好下属、螺丝钉，他们也能在呆板的考试中出类拔萃，但是，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们会有创造力，会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和发明家。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弄明白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力上的天才（除体育、音乐、表演等），其实跟智商的关系不大，主要是要有这种“慧根”。有“慧根”是成为天才的基础。我们知道，很多按照智商选拔学生的大学少年班都以失败告终，很多智商很高的神童最终都泯然众人矣，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弄明白：天才是要有慧根的。
自由支配大脑的能力
一个人有了“慧根”，并非意味着他就具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说，“慧根”为独立思考提供了动力，而且是效能极大的核动力。不过，正如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被捆住了手脚也难有作为一样，人的大脑要进行独立思考必须得有可供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可以说是独立思考的外部环境。
很多人的可悲之处，便是即使有“慧根”，有思考生命、宇宙与社会的强烈愿望，却由于功课繁忙，工作繁忙，或者环境所迫，根本无暇去独立思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思考的乐趣往往会被牺牲掉。
比如为了生存，王小波只好去下乡插队，去忍受无书可读，无法享受思考乐趣的痛苦。而众多有慧根的学生为了读大学，被迫坐在课堂上听老师乏味的讲课。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根本就不能供自己自由支配，他也就根本无从独立思考。
我写过一篇《大脑争夺战》的文章，说的就是这种悲惨的景况。
从我学会发呆想事起，我的大脑就被人接管了。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写作文，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稍稍可以让自己的大脑自由活动一下。而剩下的时间，就是做无聊的算术题并对一些垃圾文章做无穷无尽的结构分析。六年级的时候，我实在抑制不住发狂的想像，便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写一些武侠、流浪题材的小说。
进了中学，小学时写的什么武侠小说，流浪汉小说统统收藏起来，开始研究议论文的模板以及高分秘诀。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脑袋已经被冥冥中的某个阅卷老师接管。然后，物理化学这样的洪水猛兽来了，我清楚记得化学老师对我的央求，“你及格一次吧”。可是，对我这样一个铁了心要当作家的人来说，那堆化学符号百分之百属于浪费时间。我也记得物理老师对我的威胁，“你再不做作业，肯定考不上大学”。好在后来分了文理班，老师与我落了个皆大欢喜。
大学跟中学并无本质区别，一群乏味的老师讲一些乏味的课程，而且对点名乐此不疲。课堂之外，又是没完没了的英语，考级等等。留给自己发呆的时间实在有限。我清楚记得有一门世界上最尖端的学问叫“汉语音韵学”，这门课世界上只有不超过20人在研究，倒霉的是，我们系就有这样一位德高望众的前辈，连系主任都让他三分。所以他的课年年是必修。我在他的课上补足了所有午觉，而他，则不动声色的在我的分数上渲泄一把。
终于工作了。我的第一个工作是一家地方电视台，在这里，我的大脑又被台里、市里的领导们接管，每天写一些诸如“市委X书记指出”这样狗屁不通的文字。采访完毕，像猪一样的被赶上餐桌，喝得有些酩酊之后，又像猪一样被拉进卡拉OK厅，跟着一群乱七八糟的人一起哼哼……
后来回到北京，为各种背景的电视机构服务，此时，脑袋又被老板以及各个有审片资格的领导接管。每天写的东西，经常让我有呕吐的冲动。
说起来很可悲，我竟然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能够尽情地发呆、尽兴地胡思乱想、自己支配自己大脑的自由奋斗了好多年。而更可悲的是，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的大脑注定还会经常为别人所支配；我想如果此时，老马（注：马克思）乘时光机而来，他肯定会对我说，兄弟，你正是我150年前描述的，被病态社会异化的可怜虫。
想想我们的父辈，情况比我们更糟。他们的大脑被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所接管，他们不知要比我们这代人痛苦多少倍。在《思维的乐趣》这篇杂文中，王小波记述了其父的这种命运。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的境遇比父辈们已经改善许多，但是，一种意识形态退出历史舞台，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又占据了我们的大脑。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功利———包括考试、赚钱、成功等等。有一位哲学家朋友说我们这帮年轻人要经历三次异化。第一次是高考，第二次是事业、成功，第三次是恋爱。异化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大脑被人接管，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而一个个的家长们，对我们的遭遇是完全不会同情的，他们巴不得我们成为不会独立思考的机器，成为“书呆子”。对此，俞敏洪校长有一番精彩论述：
从古到今，中国的教育体系传递出了一种强大的信息，只要读书就能有出息，只要读书就能当官，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有本领，只要能出国就是最大的成功，至于说信仰、道德、懂不懂事都无所谓，只要孩子们听话，好好读书就行，最后读书读得越傻越好。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孩子们一方面没有学会懂事，另一方面又被各种考试制度所挤压，最后即使成了人才，也变成了没用的人才或畸形的人才。
可以说，俞敏洪校长所言正是我所经历的16年教育的写照，那么，既然我们从来没有时间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既然我们一个个最终都成了傻子，我们广博的知识从哪里来？我们自己的思维体系从哪里来？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我们的创造性思考从哪里来？我们的才艺从哪里来？我们的真本事从哪里来？我们的个人魅力从哪里来？
有一位国家领导人这样说过：“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人的思维创造活动的最好年龄，一般是20几岁到30几岁。”
看看这种说法，我们是不是会不寒而栗？自己盘算一下，我们在30岁前都干什么了？
一位网友对我们的成长模式进行了如下总结：
怀孕、出生，自然现象，也许有城里人所谓的胎教；
幼儿园前，听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乖娃娃；
上幼儿园，听阿姨、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娃娃；
上小学，听老师、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学生；
上初中，听校长、老师、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有一些关于世界的看法，与教育者想法不一致）；
上高中，听政府、校长、老师、妈妈、爸爸……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有一些关于世界的观点，与教育者产生冲突，迫于压力藏而不露）；
上大学，听政府、校长、班主任、老师……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形成世界观，你说你的我想我的，形成双面人）；
工作，听政府、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