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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刘亦婷真相-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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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让一个爱思考的人爱上逛服装店那样艰难。
  有一种促进思考的方法是,给一个不爱思考的人巨大的物质诱惑。其实现在的高考就是这样的,有的老师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就是巨大的诱惑,可以让很多人被迫开动脑筋去思考。但是,高考一结束,这些人的懒惰又开始了。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会成为好下属、螺丝钉,他们也能在呆板的考试中出类拔萃,但是,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们会有创造力,会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和发明家。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弄明白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力上的天才(除体育、音乐、表演等),其实跟智商的关系不大,主要是要有这种“慧根”。有“慧根”是成为天才的基础。我们知道,很多按照智商选拔学生的大学少年班都以失败告终,很多智商很高的神童最终都泯然众人矣,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弄明白:天才是要有慧根的。
  自由支配大脑的能力
  一个人有了“慧根”,并非意味着他就具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说,“慧根”为独立思考提供了动力,而且是效能极大的核动力。不过,正如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被捆住了手脚也难有作为一样,人的大脑要进行独立思考必须得有可供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可以说是独立思考的外部环境。
  很多人的可悲之处,便是即使有“慧根”,有思考生命、宇宙与社会的强烈愿望,却由于功课繁忙,工作繁忙,或者环境所迫,根本无暇去独立思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思考的乐趣往往会被牺牲掉。
  比如为了生存,王小波只好去下乡插队,去忍受无书可读,无法享受思考乐趣的痛苦。而众多有慧根的学生为了读大学,被迫坐在课堂上听老师乏味的讲课。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根本就不能供自己自由支配,他也就根本无从独立思考。
  我写过一篇《大脑争夺战》的文章,说的就是这种悲惨的景况。
  从我学会发呆想事起,我的大脑就被人接管了。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写作文,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稍稍可以让自己的大脑自由活动一下。而剩下的时间,就是做无聊的算术题并对一些垃圾文章做无穷无尽的结构分析。六年级的时候,我实在抑制不住发狂的想像,便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写一些武侠、流浪题材的小说。
  进了中学,小学时写的什么武侠小说,流浪汉小说统统收藏起来,开始研究议论文的模板以及高分秘诀。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脑袋已经被冥冥中的某个阅卷老师接管。然后,物理化学这样的洪水猛兽来了,我清楚记得化学老师对我的央求,“你及格一次吧”。可是,对我这样一个铁了心要当作家的人来说,那堆化学符号百分之百属于浪费时间。我也记得物理老师对我的威胁,“你再不做作业,肯定考不上大学”。好在后来分了文理班,老师与我落了个皆大欢喜。
  大学跟中学并无本质区别,一群乏味的老师讲一些乏味的课程,而且对点名乐此不疲。课堂之外,又是没完没了的英语,考级等等。留给自己发呆的时间实在有限。我清楚记得有一门世界上最尖端的学问叫“汉语音韵学”,这门课世界上只有不超过20人在研究,倒霉的是,我们系就有这样一位德高望众的前辈,连系主任都让他三分。所以他的课年年是必修。我在他的课上补足了所有午觉,而他,则不动声色的在我的分数上渲泄一把。
  终于工作了。我的第一个工作是一家地方电视台,在这里,我的大脑又被台里、市里的领导们接管,每天写一些诸如“市委X书记指出”这样狗屁不通的文字。采访完毕,像猪一样的被赶上餐桌,喝得有些酩酊之后,又像猪一样被拉进卡拉OK厅,跟着一群乱七八糟的人一起哼哼……
  后来回到北京,为各种背景的电视机构服务,此时,脑袋又被老板以及各个有审片资格的领导接管。每天写的东西,经常让我有呕吐的冲动。
  说起来很可悲,我竟然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能够尽情地发呆、尽兴地胡思乱想、自己支配自己大脑的自由奋斗了好多年。而更可悲的是,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的大脑注定还会经常为别人所支配;我想如果此时,老马(注:马克思)乘时光机而来,他肯定会对我说,兄弟,你正是我150年前描述的,被病态社会异化的可怜虫。
  想想我们的父辈,情况比我们更糟。他们的大脑被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所接管,他们不知要比我们这代人痛苦多少倍。在《思维的乐趣》这篇杂文中,王小波记述了其父的这种命运。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的境遇比父辈们已经改善许多,但是,一种意识形态退出历史舞台,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又占据了我们的大脑。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功利———包括考试、赚钱、成功等等。有一位哲学家朋友说我们这帮年轻人要经历三次异化。第一次是高考,第二次是事业、成功,第三次是恋爱。异化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大脑被人接管,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而一个个的家长们,对我们的遭遇是完全不会同情的,他们巴不得我们成为不会独立思考的机器,成为“书呆子”。对此,俞敏洪校长有一番精彩论述:
  从古到今,中国的教育体系传递出了一种强大的信息,只要读书就能有出息,只要读书就能当官,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有本领,只要能出国就是最大的成功,至于说信仰、道德、懂不懂事都无所谓,只要孩子们听话,好好读书就行,最后读书读得越傻越好。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孩子们一方面没有学会懂事,另一方面又被各种考试制度所挤压,最后即使成了人才,也变成了没用的人才或畸形的人才。
  可以说,俞敏洪校长所言正是我所经历的16年教育的写照,那么,既然我们从来没有时间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既然我们一个个最终都成了傻子,我们广博的知识从哪里来?我们自己的思维体系从哪里来?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我们的创造性思考从哪里来?我们的才艺从哪里来?我们的真本事从哪里来?我们的个人魅力从哪里来?
  有一位国家领导人这样说过:“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人的思维创造活动的最好年龄,一般是20几岁到30几岁。”
  看看这种说法,我们是不是会不寒而栗?自己盘算一下,我们在30岁前都干什么了?
  一位网友对我们的成长模式进行了如下总结:
  怀孕、出生,自然现象,也许有城里人所谓的胎教;
  幼儿园前,听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乖娃娃;
  上幼儿园,听阿姨、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娃娃;
  上小学,听老师、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学生;
  上初中,听校长、老师、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有一些关于世界的看法,与教育者想法不一致);
  上高中,听政府、校长、老师、妈妈、爸爸……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有一些关于世界的观点,与教育者产生冲突,迫于压力藏而不露);
  上大学,听政府、校长、班主任、老师……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形成世界观,你说你的我想我的,形成双面人);
  工作,听政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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