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蜒剑 �
在我的乐观主义的感染下，同学们渐渐活跃了起来———反正都这样了，不如齐心合力想办法。大家越谈越来劲，高高兴兴地搭起了帐篷，把初战失利的沮丧抛在了脑后。
这次经历给我们小组定下了不怕挫折的基调，也给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带头给大家鼓劲打气。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16页）
我看到这段文字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呈现的，根本就不是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而是哈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而刘亦婷呢，则把自己扮成幼儿园阿姨的模样。小朋友们一遇到困难，阿姨就站出来了，来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了。不过我看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怎么高明，或许她应该给大家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再给他们讲讲马拉松运动员艾哈瓦里的故事，讲他的名言：“我的祖国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他们是要我来冲过终点的。”
为什么刘亦婷要不吝笔墨地大段描述这段经历呢？我的揣测是，她和她的家长想借此告诉读者，看看刘亦婷是多么富有领导能力吧。
大一暑假，因为想留在哈佛筹备会议，学习运作大型国际会议的全过程，我提前争取到一份给哈佛商学院教授做研究助手的工作，每周有偿工作40小时，时薪10美元，解决假期的生活问题（当然，这也是难得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连续3个月每周为HPAIR无偿工作40个小时以上。有一次我连续往数据库里输入了几百份登记表，人都快累瘫了。两年后我担任主席时，第一批改革措施就有把报名方式改为网上登记，大大减少了劳动量。但当时我和同伴们都毫无怨言，只觉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爸爸妈妈对我的选择十分赞赏，他们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什么时候能够表现出忘我精神，因为成就事业需要这种强大的内趋力，结果，在你19岁的假期我们看到了期待之中的宝贵品质。”事实上，HPAIR的骨干分子都具有这种忘我精神。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30页）
看到“忘我精神”这个词，尤其是这种自我表彰的“忘我精神”，我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警惕。况且，刘亦婷做这件事情是否出于“忘我”，我觉得是大可商榷的。我归纳一下，发现刘亦婷为HPAIR工作的好处有三：
第一、 捞资历。在这个组织做过一段事，将来求职的时候可以大大渲染一笔，甚至写书时也可以渲染一下，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付出的成本仅仅是连续3个月每天几个小时而已。
第二、 免费周游各国。借着这个协会的名头，到各国游玩一下，起码交通费是免了，还可顺便看看热闹。
第三、 开阔眼界、扩大交际的需要。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中，刘亦婷这样总结自己在HPAIR的经历，“在运作HPAIR的全过程中，我的各种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从中学到了太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既然刘亦婷可能从这个HPAIR组织中得到如此之多，我觉得她的付出简直微不足道，将“忘我精神”这样的光荣称号戴在自己的头上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刘亦婷，在自我表彰之前，先要把真正的“忘我精神”是什么样弄明白，否则难免贻笑大方。下面有两个案例，可供参考：
77岁的高耀洁在70岁才开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句常见的书面语，让CCTV“感动中国”录制现场上的观众潸然泪下。自1996 年开始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家里仅有的一台电脑还是别人捐赠的。从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至今已花费8万多元，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
正因为高耀洁做了这么多，她在回答CCTV《面对面》记者的提问时才会做出下面这段理直气壮，心地坦然地回答：
记者：您做这些有回报吗？
高耀洁：没有。要说有回报就只是我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记者：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么做的？
高耀洁：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光为了自己，应该为了更多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对这个社会总是有好处的。这个总比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好吧。
另一位堪称“忘我”的人物是钟南山：
在疫情最严重时，他以一个医生的医德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我这里来”，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以66岁的高龄，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的身影。
紧要关头，他坚决地否定了有关部门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2003年4月中国社会调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1200位受访民众当中，有89％认为钟南山是一位英雄。
就是这样一位被民众称为英雄的人，却从来没有在媒体前唱过什么高调，说什么自己发扬了“忘我精神”，当有人想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钟南山明确表示，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伟大，他只不过以其医生的天职做了一点个人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有趣的是，校徽草图和哈佛铜像底座上刻着的校徽，是两本书朝上翻开，一本书朝下扣着，可这个校徽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那本朝下扣着的书也朝上翻开了！这个微妙的变化 ，也流传着两种有趣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扣着的那本书是1644年的设计者向上帝表达敬畏之心，它象征着人类对上帝创造的知识不可能全部掌握。……
另一种说法是：翻开的书象征着知识可以从书本上获得，扣着的书象征着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从书中获得。这一种说法和我们家的观念倒是挺吻合的，从小学到中学，爸爸妈妈经常提醒我“实践出真知”，我早就习惯于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观察与思考”。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它预示着，我可能不难适应哈佛重视实证和实践的校园文化生活。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14页）
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详细讨论刘亦婷申请哈佛的那篇作文《顿悟》，这篇作文完全就是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的产物，没有任何实地采访和实地调查，完全没有体现出“实践出真知”这样的思考方法来。但是，这不影响刘亦婷自己表扬自己。孟德斯鸠说过，“啊！夸奖的话，出于自己口中，那是多么乏味！”也许哈佛教了刘亦婷很多知识，给了她学位，但忘记了把孟德斯鸠的名言传授给她。
应聘波士顿咨询的过程，也是一次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为了迅速提高面试的重头戏———案例分析能力，我到哈佛商学院找来了MBA教材，突击自学、训练，从思路到表达都力求专业，力求完美……结果，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61页）
这段自我表扬的方法可以命名为“难得糊涂法”。刘亦婷说，她“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可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只听说个某个职位有多少人争夺，某某人在争夺某某具体职位时战胜多少人脱颖而出，可还没听说过这种笼统模糊的说法。
比如，在100个职位中，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即有99个职位竞争激烈，吸引了9990人，而有一个工作则非常冷门，只有10个人竞争，那么，你在这个冷门职位上，即使你竞争成功也没什么特别荣耀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某个工作，比如一个办公室文员或者打杂的助手，虽然薪水低得可怜，但由于知识水平要求不高，也会吸引很多人来应聘，数量可能达到9990人，但是，这时一个名校毕业生出现了，那些知识水平低的竞争者自然也就没有啥竞争力了，因此，这种成功的含金量也就大打折扣，所以，如果刘亦婷真的想展示一下自己实力超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