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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告诉家长的，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社会里，“思考和实践才是头等大事”，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只有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在今天的社会中脱颖而出。爱迪生说过，“如果你年轻时就没有学会思考，那么就永远学不会思考。”对于年轻人来说，学会独立思考已经是当务之急。
不断施压，挑战极限
曾在《南方都市报》上读到一则短消息，消息说，在深圳举行的一场“新榜学子”经验交流会上，在前来“取经”的上百名青少年中，竟然有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母亲的带领下也来取“高考经”。家长称这种做法是“从小熏陶”，目的是“将来也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
我相信，这种取经的场合一定不会缺少刘亦婷的家长，不管刘亦婷是在小学三年级还是初中三年级。可以说，从刘亦婷出生开始，刘亦婷的家长就开始盘算她18年以后的高考大计了。为了高考这个目标，他们可谓殚精竭虑。也正是在家长这种未雨绸缪之下，刘亦婷很小便开始感受当尖子生、考重点、读名牌、当状元这样层层加码的压力。
“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
“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这是刘亦婷考上重点中学后老师说的一句话。学习这两个单纯的字眼，如今竟然可以用金钱来换算。在这样的心态下，孩子们会从学习中找到乐趣吗？
骄阳似火的8月，外语学校发榜了，我赶快带着婷儿去看榜。负责发录取通知书的老师睁大眼睛在花名册上找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刘亦婷，考取了。”刚才还紧张万分的婷儿猛地抱着我又是笑，又是跳，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着：“妈妈！我考取了！我考取了！”那位老师也高兴得把婷儿的录取通知书甩得“唰唰！”直响，说：“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 第220页）
看着上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想像着刘亦婷欢呼雀跃的样子，我想到的却是那些没有考好、被迫交纳高昂择校费的学生，对他们来说，学习更像一件沉重的工作，一件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负担，他们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做了家长的童工，他们要通过学习这件工作帮助家长回收他们的高昂投入。刘亦婷一家得意的背后是更多家庭的愁眉苦脸……
“比别人更努力，重当尖子生”
我们早就帮婷儿分析过：你就读的小学在成都市并不是最棒的，你能在全市的竞争中战胜许多一流小学的对手，说明你是很有潜力的。现在你们享受的都是同样的教育资源，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只要你继续保持“比别人更努力”，一定能在高水平竞争的条件下重新成为尖子生。
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重当尖子生”呢？因为在外语学校升高中的时候，还有一次严峻的淘汰。婷儿这一届凭成绩被录取的，加上花钱来读书的初中生，一共两百来人，只有80人能成为计划内录取的高中生（可以升入外语学校高中部）。能跻身这80人之列，就意味着肯定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事实上，婷儿这一届毕业生百分之百考上了重点大学，另外附设的保升大专的“议价班”，也有很多人考上了本科甚至重点大学。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中国的班级人数太多，老师没有时间在每个学生身上平均用力，他们只能用“抓两头，带中间”。如果想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与指点，婷儿必须奋力冲出中间地带，成为“领头羊”，才能被“牧羊人”更多关注，更多鞭策。
婷儿小学就懂得这些道理，加上青春期更重视被外界认可的心理，她比父母更渴望以品学兼优得到老师和同学的青睐。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 第233页）
刘亦婷的家长似乎很懂心理学，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正是需要被认可的年纪。但是，他们恰恰选错了这个被认可的目标。我们想想，如果刘亦婷资质有限，无法当上“尖子生”呢？这时的她会拿什么来认可自己呢？
“尖子生”是个典型的应试教育思维下的提法，遭诟病已久。早就有教育者提出，把学生分成尖子生、普通生、差生这样的三六九等，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会使许多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也会使一些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
我们再来看看这种三六九等的分法有何依据吧。那些尖子生是创造力旺盛、素质全面的学生，还是富有个人魅力、品质高尚的学生呢？都不是，在那些奉升学率为圭臬的学校里，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考试分数。而且，老师们对那种创造力旺盛的学生不仅不重视，而且要压制、打击他们的创造热情，把教学重点集中在极少数所谓的“尖子生”身上。这势必给其他学生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及极坏的负面影响，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所以很多学生和家长都非常反感这一提法。
不仅如此，在家长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有的孩子的心灵还会扭曲。
2002年4月6日晚，一个16岁的少年在家中杀死了他的亲生母亲。他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是他的亲生父亲，只是这一步还没有来得及做。新华社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下面节录部分采访内容：
“学习就像与爸爸谈判一样，考好了没事，考不好就会挨打。”
一谈到父亲，齐刚（化名，为保护未成年人）的眼神格外暗淡。他承认，父亲曾对他有着很高的期望，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你要超过我！”
在齐家出事的那间卧室里，当我们见到齐登科时，印证了他儿子的话。他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现为景泰县水电部门的一名技术员。显然他对孩子的未来的确有过很大的抱负。他给我们展示了多年来他给齐刚买下的各类学习书籍，他说：“这个人天赋好，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了。我曾告诉他，我们的祖先有人做过清朝的太师，县志里都有记载，我的名字也被社科院的专门人才库收录进去，这些我都找来给他看过，鼓励他好好学习，要超过我，不要给齐家丢脸！”
然而，在齐刚的感受中，父亲的理想恰恰成为他生活中失去自由与快乐的枷锁。从小到大，星期六、星期天他都必须留在家里学习，不能出门，功课做完了也不行。他不能随便与同学交往、交朋友。他喜欢画画，但除了上绘画课，他不能随心涂抹，因为这是不务正业。至于作业、考试，那是只能好不能差。一旦这所有的“不能”被冒犯，他必遭打骂。
齐刚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他与一位同学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题，同学做出来了，而他没做出来，父亲把他狠打了一顿。小学六年级，一位同学考试没考好，心里不好受，给他写了一封信，被他母亲看到，大骂了他一顿，把信撕了，并不准他回信。有时他功课做完，忍不住在本子上画点什么，被父母看到，免不了又是一顿打骂。每次父亲打他，母亲都在一边帮腔助威。骂几乎成了齐刚接受父母教育的唯一方式。
那个曾给齐刚写过信的男孩告诉我们：“他对我说过，‘我爸逼得太紧了，学习就像是与爸爸谈判一样，考好了没事，考不好就会挨打。我都不愿再学了’。”
齐刚的“逆反”是以最“安静”的形式出现的，他挨打从不流泪，即使见了血，也绝不吭一声。他开始在星期六、星期天出逃，常常整夜不归。
“我恨我的父母！开始他们打我，我还想可能是自己做错了，到后来，明知是错我也要做，我就是想要报复他们。”隔着铁栅栏，齐刚说出积郁心中多年的这些话时，沉静得像个大人。
“你向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由的、自己能决定自己做什么并帮助别人的人。”
“你决定杀你父母的原因是这个吗？”
“是。”
“你想过这件事的后果吗？”
“想过。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法律会严惩不贷，一定会判坐十几年、二十几年牢。但是我当时想，如果我现在不坐，将来始终受父母制约；现在坐了牢，等以后出去我就一个人生活，就自由了。”
曾带过齐刚初一、初二两年的班主任王生军老师对这个学生有着十分的喜爱。他说：“他是个优秀生，班上全科考试常拿第一，兴趣广泛，作文写得好，想问题比一般孩子深。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出事，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