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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是面向冲突的，这个特点在西汉帝国初期表现的非常明显。刘邦草创帝国不久，就想投身于国际冲突，用武力对抗匈奴，结果大败而归，差点断送性命。同时鉴于功臣不断造反，随后调整战略，以国内冲突作为基本出发点。随后的文帝、景帝，秉承这个战略，同时在文化上推崇老黄之术来配合这个战略，使国家逐渐走向富裕强盛。到汉武帝，又调整战略，重新面对国际冲突，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配合其战略，在与匈奴连年征战中大败匈奴，汉武帝因之而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间武功卓著。从西汉初期的这些战略，始终都是面向现实的冲突，而以分封继承为特点的封建社会所最希望的长治久安，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战略，只是愿望。
战略经常是选择冲突，甚至创造冲突。其实选择到底是变蝴蝶，还是继续做毛毛虫，就是战略。为什么要选择甚至创造？就是因为事物发展面临很多冲突，选择哪一个作为需要主要面对的矛盾，对主导事物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所选择要面对的冲突，结果并不是事物本身发展的主要矛盾，我们就很容易措手不及，失去了主动影响事物发展的机会。当资源、精力都集中在次要矛盾的时候，就很难再去影响主导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事物以我们无能为力的状态发展，失去了战略的价值。战略是面向冲突的，而且是面向主要冲突的。
在战略制定过程中，普遍的来说，需要时时考虑最小原理和极大法则的平衡。因为极大法则与最小原理构成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很基本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关系到事物的生存和发展力量。比如苏联解体，虽然其原因复杂多样，但从宏观战略上来讲，就是因为没有平衡好最小原理和极大法则的矛盾。从内部来讲苏联社会制度发展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已陷入全面危机，使整个社会进入停滞状态；从外部关系来讲，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对力量，苏联组建了庞大的联盟，用来维持庞大联盟所需的巨大军事力量、经济补贴东欧和抑制东欧动乱、对第三世界的财政援助等，威胁到了苏联的生存，发展的极大法则已经开始破坏最小划割。在此关头，苏联要想生存，其战略选择应该是逐渐收缩对外联系，积聚力量调整内部矛盾。但实际上苏联选择了结束冷战融入国际社会，也就是突然大大扩大了与外界的联系，反过来更加速破坏了原本脆弱的最小划割，外部联系通过影响内部联系，使苏联这个事物在辉煌了七十多年之后消失。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极大法则与最小原理的矛盾始终是若隐若现，顾此或失彼都会决定性地影响事物的发展方向。所以对准备要介入的冲突进行选择或创造，并确定自身的角色和发展目标时，平衡极大法则与最小原理的矛盾是战略思维不可回避的。
经过这么繁琐的过程，我们比较清楚了，战略并不神秘，但需要洞察力才能捕捉得到，这需要练习。我们只要记住战略思维的要素，就像前面所说的——考虑变化、纵目远眺、面向主要冲突、平衡最小原理和极大法则进而确定角色、目标，把这些东西到处试用，国际的、国家的、周围的、古代的、现代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希望由此诞生出一批洞察力超群的精英凡人。
第八章 策略流，行云流水般的执行
战略确定了面向的主要冲突，由此而产生战略目标和角色。之后，就是执行策略的问题了。策略普遍的来说必须要关心什么，这个问题让人非常伤脑筋。而策略又是很重要的，策略坏了战略的事，这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策略应该有资格占单独一个章节。
战略还是有点谱的，策略就完全没有头绪了，因为战略所确定的主要冲突都是具体而千姿百态的，所以策略没法有固定的模式。不仅没有固定模式，而且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策略还要不断做出调整改变。这里如果总结不出普遍的东西，那就只能到此为止，这一章节结束，剩下的执行战略的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下面开始第9章。且慢，毛毛虫不会这么快死心的，前面刚说过自信坚韧，这里就用一用试一试。再想一想，所有的策略都要涉及的因素会是什么呢？策略不就是要研究如何实现战略，确定进入冲突、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式，设定事物的发展序列的吗？发展序列？对了，终于受到启发，你可能也想到了，就是时间。策略都是要涉及到时间的。
喜欢荡秋千吗？这个运动让我从小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深刻印象：时机把握得恰当，很微小的力就足以把秋千荡高。对于策略而言也是这样，策略要发挥作用，能够有效影响事物的发展，就要讲究时效，其实施的时机、缓急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策略因事而变、因时而动，其时效性决定了策略实施存在有效时间窗口。
策略实施之时机，就是可以以很小努力，来实质影响事物向设定战略目标发展的时间和环境。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了策略实施不得其时机，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汉末董卓乱汉，王允设计除掉了董卓。王允的战略目标是要将汉朝从内部战争的边缘拉回到常态，除掉了董卓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当此之时，有两个策略可以稳定局势，一个是安抚董卓部下，一个是解除董卓部下兵权。我们来看看王允实施策略的过程。
【初，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部曲，允曰：“此辈无罪，不可。”布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允素以剑客遇布，布负其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允性刚稜疾恶，初惧董卓，故折节下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颇自骄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允始与士孙瑞议，特下诏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从其主耳。今若名之恶逆而赦之，恐适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议悉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开关，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不可也。”】董卓刚死的时候，他的部下肯定个个如惊弓之鸟、心里疑惑不定，如同一盘散沙。这个时候应该如吕布所言，是解除董卓部下兵权的良好时机，而王允却选择了“此辈无罪”的不追究政策。当董卓部下缓过一口气之后，互相联络。这个时候只能安抚，等待除去他们的时机，而王允却又疑惑反复而没有下诏特赦他们，反而讨论解除原董卓的队伍，并引进这些人最为害怕的关东兵。最终，引起董卓部下反叛，王允遭其杀害，汉家延喘的最后机会丧失，终至天下大乱。王允策略实施时机不当，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策略实施的缓急，是策略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善于运用缓急，产生神奇效果的事例是非常多的。比如赵充国的一次战役：【充国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懈驰，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罕；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赵充国通过缓慢执行驱逐策略，使先零争先逃命、队伍大乱，达到了制敌取胜的效果。
也有快速实施策略、产生奇效的例子，比如司马懿破孟达的战例。
【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遇之甚厚。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司马懿恐达速发，以书喻之，达得书犹豫不决。司马懿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司马懿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以救达，司马懿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