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了好一阵。我用手抬起女儿的脸对她说，小囡囡，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接见的时间很快到了。
妈妈抱着小囡囡说，燕子燕子，你在里面赎罪，我在外面赎罪。我发现妈妈眼里的痛苦和悔恨，深得像两口深井。
我认为我的刑期仅次于极刑，是罪大恶极的。本来是要被逐出这个世
界的，现在我还活着，我要以对这世界感恩式的报答，来支配我剩余的生
命。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一直会突然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活下来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眼睁睁地看着在我身边的同犯，以确认我是否与她们在一起，而不在那个死寂的“小间”里；我还会使劲伸展我的双臂，看有没有铁铐在限制我双手间的距离，当我确信我真的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时，有一种真的可以唤作喜悦的心情，就在我全身心中荡漾开来。
当求生的欲望，一天比一天成为可靠的事实时，从灵魂和肉体深处涌现的巨大的喜悦，也一天比一天消淡下去了。
我慢慢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但常常是跳过婚姻生活的那一段，想起在学校在农场的峥嵘岁月。想起亲人想起同学想起小时在一起的邻居。
在放风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在我们监房的大门口，栽有两棵广玉兰树。比我人高一点，枝上墨绿的树叶，在风中飘飘摇摇，我料定它们是自由的。
我发现失去自由的日子是痛苦的。我真正体会到“强制”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了。
我认为我的刑期仅次于极刑，是罪大恶极的。本来是要被逐出这个世界的，现在我还活着，我要以对这世界感恩式的报答，来支配我剩余的生命。
记者，我知道我不能以那种残忍的手段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这是犯罪行为；但是我与那个人在一起的生活，比我在这里的日子要痛苦得多。
有一句话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这句话在我身上，似乎已失去了作用。这话怎么说呢？我当时在“作恶”前，对他实在是恨透恨透了，又苦无他法；走这一步棋，在潜意识中总觉得我要把什么都豁出去了，包括我的生命；我宁肯将这“千古恨”饮下肚去，也不愿意和他再过下去了。
我总宿命地认为，是我自己——劫数难逃。
游离本次采访的题外话。与心理医生的交谈纪录。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事情确实也棘手。试想，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吧，男人要杀人；如果法院不判决离婚吧，却没料到女人要害命……
案发前的第九次调解成功，是以女方委屈接受男方为前提的；如果女方坚持要离，男方看来也不会屈就。他袋里的保证书，如果起不了作用，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再则，和蔼可亲、孜孜不倦的调解干部们，以“和为贵”的国情精髓，也会千方百计地做女方工作的；再说那刻女方的一时“放弃”，正好迎合了调解干部理想中的局面，女方不是接受下来了吗？这个家庭不还是“好好的一家子”吗？谁也不会知道个中的内情。不知内情——在外人眼里，包括在调解干部的眼里，就等于没那么回事。
当这内情爆发成重大的凶案时，我在采访时曾不断设想着事前可否以什么样的法子来避免？但是前思后想，也是不得而解。
我拨通了本市著名心理医生张炳全的电话。
张医生说，被害者吉龙光在生前患有很典型的心理疾患——虐待狂。何以见得？
他在与妻子姐夫的交谈中不是说过，因为妻子说话很风趣，他喜欢她所以就打她。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他不对劲，喜欢妻子应该爱她护她才对呀，怎么能打？
张医生说，这个问题是病人本身所无法回答的，即使是回答正确也没有用，他将会是继续我行我素。
因为他面对讲道理的岳父岳母或者威严的法官时，他确实在心里感到是自己错了，这属于一种道德上的认知；但是他病理上的虐待情绪上来时，又会把写过的保证，说过的承诺忘个精光！也就是说，生理层面上的病理情绪，并不因为你有社会道德上的认识而自行消退。
本案被害者不是一次次认错，一次次承认自己的不是，事实上他是屡教不改，周而复始。这就是病症的临床表现。
虐待狂患者，是在向对方施行性的虐待中，才能得到性的满足。
国内外的患者大都一样：虐待狂是不会向外界公开自己的这种“隐私”，而被虐侍者也当作是自己的隐私不肯向外袒露。
当今社会上很多很多人对这种心理疾病还没有认识，有些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病。本案吉龙光毒打母亲的事，很可能开始是一种轻微的人格障碍，越到后来就越发严重，直至发展到一种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
心理医生都恪守着对患者绝对保密的职业道德。
患者自己认识到了自己有病，是应该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与安宁去求助心理医生。
虐待狂病人是有自制力的，是行为能力健全者，如若触犯法律，法律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在国内外都是一样的。
张医生还说，吉龙光除了心理上有病，他的生理上也不正常，他精力过旺，也是内分泌失调的一种疾病，其实可以到瑞金医院的内分泌科去看看，药一吃马上就可以削弱“喝茶”的欲望的。
与张医生一席谈，记者已感无需再说什么了。
有关这个案子，我曾写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过。不想竟然收到不少天南地北的读者来信。这些读者，都是一个个如火吻燕般的人物。
有个来自云南省的“向你求助的人：鱼某某”，在1997年10月13日的来信中如是说：
“陆萍姐姐，你文章中的女主人就好像如我，唯一不同的是悲剧还没有发生。看了你的文章后，才知道这是一种病，由于我这里地处偏僻，没有心理医生，更不知道如何求医。恳求你能为我的求医助一臂之力，救救我那即将破碎的家庭……”
一个在南方大城市某局，专事“女工委员”工作的女士，避开她的丈夫，在单位里偷偷给我来信。她的来信中这样告诉我说：
“……即使在晚上看电视，只要镜头中有三角恋爱，他就会莫名其妙地把我当成影视中的坏女人，骂我、打我；而只要我一开口，棍棒就朝我来了……我太苦了，家中父母都已年高，且姐妹又住得很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我日夜在煎熬之中，心中的苦楚无法对人诉说，我该怎么办？请告诉我心理医生该怎样才能联系上……”
我每收到这类信，就给张医生打电话，我非常同情这些倒霉的姐妹们。并且回信安慰她们，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知道，因为我们的国家和国情，根本不可能有“试婚”这一说，待木已成舟，真相大白之日，早已悔之晚矣。
当我的这本《走近女死囚》，欲出版之际，特地又补上来信的这几笔，也算作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和对社会的呼吁。
命运是什么？是指降临于我们身上的某种特殊或偶发性的不幸。
那么生活的人群中像吉龙光这样的虐待狂，又有多少呢？或许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或者说是很低，但是如果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可能，只要降临到了你身上，你就是千分之千、万分之万了，这某种特殊及偶发性的不幸，就是属于你了。
本文主人公火吻燕，还包括我接到的这些来信的女士们，都算在其中。
是的，既然靠着后悔和痛苦并不能改变现状，那么我自己为什么不接
受自己的命运，选择深刻性的价值，并让自身相信且欢喜自己以及所属的
客观存在呢？
我没有什么好怨的，往昔已不堪回首，我就朝前看。我想我还年轻，既然命运没有给我安排绝路，（我对法律于我的宽恕感恩不尽）我总要好好活下去才好，不管我已落到了何种田地。
门外那两棵广玉兰，似乎又高了许多。它的树荫，已经可以把窗外的阳光挡住半尺左右了，为避免光线直射耀眼，有时我总爱把手中的劳役活儿，凑在它的荫影下编结。
我总感到我那被压抑了四五年的青春活力，在这块地方重新焕发了出来。我不再沉默寡言，不再无精打采，不再萎靡不振。我人精神了，结实了，内心中充满了希望。
1986年1月30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核认为：
“罪犯火吻燕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劳动，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