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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和凡庸。对于这些，他即不能象一些人那样视若无睹，也不能象另一些人那样习以为常，他有所激动，希望用个人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肖涧秋开始援助孤儿寡妇，想使那些善良的人离开悲哀的境地，但诬蔑非议也就随之而来，使他日益困惑。爱情纵然带来一些温暖，却仍然无法充实他的空虚的心怀。他不能在生活的“浊浪”中随波逐流，结果又离开了这个地方。小说通过这一故事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和对于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几个人物也都写得生动而又各具性格。叙事抒情优美生动，语言流畅并常带有诗意，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一九三年写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作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题材深入到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生活中，表现的形式和手法也更为朴实，可以看出他这时正在努力“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作者在《二月》中流露的伤感情调没有了，更多的是负荷着人民苦难的崇高感情。作品描写一个穷苦妇女，为了全家生活被丈夫出典给邻村一个秀才地主。整整三年，她离开自己的孩子，作为别人生孩子的工具，屈辱地生活在地主家里。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她憔悴痛苦，但得不到回家看望的权利。三年内，她生下一个男孩子，于是又被人夺下这亲生的孩子，赶回从前的家，而先前的孩子还是受着饥饿的熬煎，在前面等着她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作者以沉挚的笔调描写了这个痛怵人心的故事，刻划了一个既是母亲又是奴隶的鲜明形象。小说写的是常见的人和事，但能够从平易中透露出深刻的意义，显示了阶级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他们不仅身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同时还身受着超经济的精神虐待，他们的苦难正象作品最后写的：“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为奴隶的母亲》写作的年代，中国的农村斗争已风起云涌，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斗争，但它接触和描绘了农村中苦难深重的一隅，具有强烈的控诉的意义。
“左联”成立，作者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等职，在紧张的工作中继续从事写作。一九三年六月作通迅《一个伟大的印象》，记述了他同年五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的见闻；十月，作长诗《血在沸》（注：《前哨》第1卷第1期），纪念一位被反动派杀害的十六岁的少年先锋队队长。这些作品标志着作者生活道路和思想道路上重要的飞跃。在同时代的革命青年作家中，柔石在深刻理解和揭露中国社会的腐朽堕落，认真探索和实践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对于艺术表现的重视等方面，都是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突出成就的。
胡也频（1903—1931）开始文艺活动在一九二四年，与人合编了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从文艺》，同时用胡崇轩署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此后数年内，创作量很大，写成《圣徒》（短篇集）、《也频诗选》、《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短篇集）、《别人的幸福》（戏剧集）、《一幕悲剧的写实》（中篇）等十多个集子。较早作品涉及题材很广，从生活见闻中信手拈来，以后则较集中于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刻划。文笔流畅明快，间或流露着幽默和讽刺。这些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嫌不够，政治意识也不明显。一九二九年作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一九三年作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一九二八年春，胡也频到了上海，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并明确地以文学为革命服务。在《到莫斯科去》的序文中，他强调创作应“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强调新文学的作者应跨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这些认识和主张显然有助于他的创作，《到莫斯科去》正是“这种主张的实践”。作品描写一个“新女性”素裳，厌恶金马玉堂的资产阶级生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但对当时各种不同的思潮感到惶惑。共产党员施洵白的出现，使她在迷途中找到了指南，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两人产生感情，并决定一同到莫斯科去。这时她的丈夫官僚徐大齐却捕杀了施洵白，新的仇恨加深了素掌对旧的生活的憎厌，她终于毅然独自出发。作品倾向鲜明，表现了作者创作的新的起点。但政治热情尚未能同具体的艺术描绘紧密结合。素裳转变的最初过程较多在言谈和思索中越过，党员施洵白的形象也没有得到鲜明有力的刻划，这些反映了作者这时尚缺乏生活实感，有时还不自觉地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给作品带来了明显的弱点。
在写《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前后，作者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他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无产阶级文学，参加“左联”工作，任热行委员和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主席职务。作品是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中挤出时间写成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反映了应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的问题。刘希坚坚信共产主义，他的爱人白华则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着。他们经常讨论，争辩，都未能缩短他们思想意识上的距离。“五卅”惨案发生，一切行动、思想都在事实面前受到考验。共产主义者洞见历史发展的动向，踏实工作，受到群众的拥护，而只凭空想和狂热行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不为群众斗争所需要；白华终于在实际生活的教育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作品描写了惨案在北京的热烈反响，最后写出青年们满腔热情地走向工厂农村。“五四”以后，一些决心反抗旧秩序的知识青年曾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国外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同样吸引他们；到后来，他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这部小说所反映的，正是中国现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这样一段重要的生活经历和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抉择，具有宽广的社会内容和尖锐的思想意义。和《到莫斯科去》一样，它歌颂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较为丰满地描写了实际斗争，努力在斗争发展中写出人物的思想转变；这些都写得热情有力。《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作者最好的一部作品，发表后受到批评界的注意和重视。作者最后写的《同居》（注：《前哨》第1卷第1期），力图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由于没有亲身经历，描写尚嫌简单，但作品洋溢着对于新事物的喜悦之情。
殷夫（徐白，白莽，1909—1931）从一九二四年左右起就开始写诗。一九二八年创作较多。殷夫早期的作品，内容多为对爱情和故乡的歌唱，也有对光明未来的呼唤。诗中大多带着他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和自己内心的悒郁。这正反映了在沉闷而激荡的时代中一个有抱负的敏感青年的憧憬。他喟叹着“希望如一颗细小的星儿，在灰色的远处闪烁着”（《放脚时代的足印》）；他赞颂“沙中最先的野花，孤立摇曳放着清香”（《祝——》）；他“笑那倾天黑云，预期着狂风和暴雨”（《给某君》）；他又感到自己是“枕着将爆的火山，火山的口将喷射鲜火深红”（《地心》）。他守候在“寂寞的窗头，热望未来的东方朝阳”（《独立窗头》）。在这些诗句里，交织着殷夫的孤寂和热烈的感情。也正是其中不断向上、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精神，使得他在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迅速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诗人。
殷夫与革命发生关系较早，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第一次被捕。一九二九年，他离开学校，专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创作趋向高潮，以殷夫、白莽、莎菲等笔名发表了不少诗歌、散记、论文。这时的抒情诗如《赠朝鲜女郎》、《梦中的龙华》等篇，表现出他坚决的斗争意志。他还写了不少政治鼓动诗（也被称为红色鼓动诗），大多发表在作者自己编辑、秘密发行的刊物《列宁青年》和“左联”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等上面。这些诗格调新颖，境界开阔，个人感情的抒唱与革命斗争的赞颂交响成气概雄浑、声调激昂的战歌。作者宣称要为时代“唱一支新歌”（《Romantic的时代》），宣称“我们把旗擎高，号儿吹震天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