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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朋友，孤独无援，更加无力抗拒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既然“要买上自己的车？成了他奋斗向上的全部动力，以至于是他生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那末，在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要求以后，他失去的就不单是一个理想，而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从而必然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盲目的个人奋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正象作品中所比喻的，好象是拉洋车为了抄近道，”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处“。这就更加增添了他的不幸并且给人以沉重的窒息之感。小说的末尾，明确指出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注：《骆驼祥子》在解放后重印时，删去原来的结尾，这句话也被删去）；在深切的惋惜之中包含了批判。整部作品，在控诉旧社会吃人的同时，也宣布了企图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产。这就比之一般的暴露黑暗现实的作品具有更深一层的社会意义。作品还通过一个饱经人生沧桑的老车夫的口，意味深长地指出：”干苦活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法儿治他们！“尽管这种提法还比较模湖，也没有在作品中进一步用具体的情节正面地表现出来，却仍然可以看出这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个崭新的结论，显示了他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可贵的进展。
在围绕着祥子经历的描写中，作品也写到了别的一些人物和当时社会的畸形面貌。车厂主人刘四的残忍霸道，大学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老马小马祖孙两代的凄凉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以及大杂院、“白房子”等处的惨酷景象。由此交织而成的生活画面，作为整个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突出地表现出了祥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小说中，和祥子的生活发生严重纠缠的人物是虎妞。这是一个大胆泼辣、多少有点变态心理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她是刘四的女儿，长期代表她父亲和车夫打交道，她的性格中带有许多可厌的剥消者的特点；但她也有自己的苦闷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她找上了祥子，并在被迫的情况下和刘四决裂。祥子并不爱她，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她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成了祥子个人奋斗过程中的一个新的打击。作品关于虎妞这个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关于她和祥子之间那种“爱情”纠葛的处理，说明老舍对于这类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故事情节的起伏。不过，作品关于她的那种生物性的要求和她在这一方面给予祥子的磨难作了许多渲染，对这一悲剧的社会意义不免有所冲淡。
全书充满了北京地区的生活风光，不少描写点染出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北京风俗画和世态画。但作品关于时代背景的描写比较薄弱，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重大变化缺少联系。故事的结局低沉，弥漫着一种阴郁绝望的气氛。据老舍自己回忆，作品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老舍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8月初版）这样的处理，一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悲惨气氛，加强了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舍在认识了旧社会黑暗势力的强大和个人奋斗的无能为力以后，还未找到劳动人民自我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彷徨苦闷的心情。老舍十分熟悉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他用一种朴素的叙述笔调，生动的北京口语，简洁有力地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画面和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写实手法的运用和语言的凝炼上，都取得了成功。《骆驼祥子》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小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老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且担任重要职务。民族的深重灾难，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使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他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在重庆，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老舍为扩大和巩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配合抗日宣传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创作。他说过：“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注：《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其中，利用旧形式写成的通俗文艺作品，大多收入《三四一》；另有用大鼓体写成的长诗《剑北篇》。当时，老舍写得最多的是话剧，先后作有《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等剧作多种。这些作品，除了表彰抗日将士、宣传民族团结，以鼓舞人们战斗意志者外，有的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不合理现象，有的讽刺一些人的性格弱点；人物面貌一般相当清晰，对话也机智生动，但主题思想发掘不深，大多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戏剧冲突也不够鲜明集中。此外，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描写敌伪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的《四世同堂》。小说包括《惶惑》、《偷生》、《饥荒》（注：《饥荒》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6期；据《〈四世同堂〉序》所述，《饥荒》计划写三十三段，但在《小说》月刊上发表了二十段就告结束）三个部分，表现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以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决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作品写出了敌人的残暴统治，各色汉奸的卑污活动的丑态；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一些下层市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有的人逃出北平参加抗日行列，也有的在城里坚持抗日宣传工作。故事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包括他们居住的那条小胡同中的各种人物，来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和情节。老舍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书中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的嘴脸则给以厌恶的谑画。在开始写作这部作品时，老舍曾经表示：“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注：《〈四世同堂〉序》）综观全书，骨架虽大，结构却很匀称；人物的对话也能传神，是画出了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大致轮廓的；许多关于北平风土人情和街头巷尾生活场景的描绘，都写得鲜明生动、富有光彩。由于作家远离被敌人占领的故土，怀着很深的乡思展开这样的渲染，在回忆里复活起来的这些画面，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因此也就更能激起人们的民族情感。但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单纯歌颂民族气节，又不免流于抽象。老舍没有经历小说所描绘的实际生活，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因而不能不影响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但是，由于在这个时期，老舍积极参加了抗日爱国斗争与民主运动，和革命作家有密切的交往，原先对于革命的那种怀疑保留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人民的深重苦难，却是色彩明朗，调子也并不低沉。显示出他的思想和创作新的进展。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一部分作品受有英国小说的明显影响，主要是取其幽默风趣和用语力求机智俏皮的特点。他一向注意写得通俗易懂，后来又努力于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工作，他的作品特别在城市居民中拥有广泛的读者。《骆驼祥子》译成多种外文后，得到较高的国际声誉。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影响。
第三节：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