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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了，“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这里反映出来的不只是作者个人对革命的期待与信心，而且是当时千千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文网密布的当时，作者不可能用显豁的文字直接表露自己的心怀，他采用了比较曲折隐晦的方式。但是对于新旧两个世界的爱憎这情，依然洋溢于字里行间，具有很大的鼓舞人们更勇敢地投入斗争的艺术力量。
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散文，除揭露蒋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和反映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而外，也有对于劳动人民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崭新生活的描画和歌颂。这类文章数目不多，《见闻杂记》中的《白杨礼赞》和《时间的纪录》中的《风景谈》最为脍炙人口。《风景谈》写于一九四年十二月，是追忆自己在延安讲学时见闻感触之作。它只写了西北黄士高原“风景”的几个片断，而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紧张愉快的战斗生活已跃然纸上。它是一组色彩鲜明的画幅，也是一首热情横溢的颂歌。《白杨礼赞》写于次年三月。他用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白杨树来象征坚韧、勤劳的北方农民，歌颂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朴实、坚强和力求上进的精神，同时对于那些“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也投出了辛辣的嘲讽。文章波澜起伏，一步步地把读者引入胜境。着意写物，而意不在物，写物即所以写人。这是我国古典作家常用的一种手法，在《白杨礼赞》里得到了很好的继续和运用。和《风景谈》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茅盾的散文，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地方：他采取“大题小做”的方法，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写出日常生活的一角，借以显示重大的社会意义，使读者能玩味思索，即小见大。他的笔触细腻委宛，写人写物，都能神态逼肖，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同时又能把“尖锐”与“含浑”、“严肃”与“幽默”两种不同艺术特点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切合当时客观环境与斗争形势的需要，又较为灵活有致。对旧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有时虽未正面加以讥评，但或旁敲侧击，可正言若反，也很能发人深省，使人愤怒。有些文章往往饶有诗情画意，《风景谈》和《白杨礼赞》两文，就是显明的例子。
第九章：巴金、老舍、曹禺
第一节：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