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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不爱国，拥护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爱国与拥护民族利益的彻底与否，由于阶级的不同而呈现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证明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深刻地联系着阶级矛盾。当时南京政权多次改组，上台下台，此去彼来，其中有再作冯妇的军阀，有新承恩宠的政客。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做戏”式的宣传，一切营利、作伪、黄色歌舞、美国电影《两亲家探非洲》，也都贴上了“爱国”的商标。鲁迅在自己编辑的通俗小报《十字街头》上，对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评。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难行难》里，他把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和后者当年“陛见”溥仪、口称“皇上”并论，暗示其不惜沿门托钵以求卖身投靠的丑态；在《“非所计也”》里，从舆论认为陈友仁和芳泽先后登台，中国问题可望通过两人“友谊”解决，指出把外交活动寄托在“私人感情”上，夤缘投机，得到的只能是“不幸挫败，非所计也”的屈辱的后果。托辞“爱国”，暗图升官，伪装“抗日”，阴谋妥协，经过鲁迅的揭发和分析，清楚地表明这些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从社会角落泛了起来的“沉滓”，而真正能够反帝爱国的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下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从《“友邦惊诧”论》开始，在以后的一系列杂感里，鲁迅又给群众爱国运动——首先是学生爱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注：鲁迅把1933年写的而不是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感，另外收录在《南腔北调集》里。不过《花边文学》中有一部分杂感，是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的。《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报纸，当时有一些革命作家进入编辑部，聂绀弩、叶紫都曾经是《动向》的编辑）等三书。《伪自由书》辑录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的杂感，以时事短评为主。鲁迅在《前记》里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由于文网森严，笔墨自不免趋向隐晦。但是言之有物，虽曲折而不失其犀利，毕意是《伪自由书》的特点；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为青年辩护和向不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