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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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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鲁迅郑重地指出,“国防文学”口号应当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存”,他“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鲁迅还建议不要“喊口号,争正统”,“而在实做”,以便在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
  鲁迅关于两个口号的正确解释,得到许多作家包括提倡“国防文学”作家的拥护。茅盾认为,鲁迅关于两个口号“之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这种解释,廓清了人们由于“二口号之纠纷所惹起的疑惑”(注:《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10日)。茅盾主张:“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是现在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二、‘国防文学’是全国一切作家关系间的标帜!”(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10日)
  两个口号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爱国的、共同对敌的口号。正因为如此,阶级敌人对两个口号虽然或歪曲,或利用,但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他们说:“左翼作家所倡导的‘国防文学’,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所谓‘人民阵线’,均系以宣传抗敌为烟幕,以挑拨人民对政府发生恶感为手段,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毒害人心,为祸社会,良非浅鲜。”(注:《文学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浦声周刊》第82期,1936年12月14日)
  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出现了“两个阵容,一条战线”的不正常的状况。当时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很多,除论争中心上海之外,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东京均有反响。根据对三百多种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有关文章达四百八十篇之多。论争的问题除关于两个口号的优劣外,还涉及到文学创作要不要以抗日为中心题材,要不要提倡进步的创作方法,如何团结中间阶层作家,创作自由和批评态度等问题。
  发生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的这场论争,扩大了文艺上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加深了作家对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的认识,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批判了“左”的宗派主义和开始出现的右倾苗头,讨论了文学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促进了抗日救亡形势下文艺创作的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当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论争双方的某些文章夹杂有无原则的意气之争和小团体倾向,也不免分散了力量,影响了团结,妨碍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很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感到两个口号的基本精神没有分歧,重要的是更快地以实际行动投入日益紧迫的抗日斗争。他们希望早日结束革命文艺界内部的论争,有的刊物上发出了“作家们!更进一步的握手吧”的呼声,表示“希望参加两个协会的会员们自动的起来做这种合并的活动”(注:《作家们!进一步的握手吧》,《永生》周刊第1卷第17期,1936年6月27日)。到了九月中旬,艾思奇等提出爱国主义的新启蒙运动,要求两个口号停止争论,他进一步说明:“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这是急需要积极地做起来,而且需要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人大家合作的。”(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期)“理论的论战太多了,就未免会成为空洞的论争”(注:《文学论争所得的结果》,后收入《实践与理论》)。不久,两个口号的争论,逐渐缓和下来。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洪深、叶绍钧、谢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共二十一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注:《文学》第7卷第4期,1936年10月1日)这表明两个口号论争基本结束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从而为后一阶级更广泛的团结抗日,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第七章:鲁迅(下)
  第一节:从《而乙集》到《花边文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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