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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点激愤之音的，是应修人的有些作品，如《听玄仁槿女士奏伽耶琴》、《江之波涛》、《黄浦江边》。但真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窄的个人悲欢圈子的，却是潘漠华（潘训）。他虽然一面写着被人称为“最是凄苦”的《夜歌》等爱情诗，却也同时在小说《乡心》、《人间》、《晚上》（注：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收入《雨点集》）和诗作《轿夫》中，真实地描绘了“五四”前后农业经济日益萧条的画幅，怀着深挚的同情写出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感人地塑造了阿贵、火叱司等劳动者的形象。这些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文坛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创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愿望，但也同时流露了浓重的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以《新月》月刊的创刊为标志）则趋于没落反动，不过具体成员的创作情况又很不相同。
闻一多（1899—1946）是新月社所编刊物《晨报副刊·诗刊》中的积极活动者和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出身于湖北浠水的“世家望族，书香六第”，幼年即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一九一三年考入清华学校，一九二二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在清华学校所受的九年美式教育，在美国三年研习绘画、文学、戏剧的生活，使他深受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崇拜济慈与李义山，立志作“艺术的忠臣”。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诗集《红烛》，就有对死于幻美的追求者的歌颂（《李白之死》），玩赏剑匣而致“昏死在它的光彩里”的愿望（《剑匣》），以及对色彩的甚于一切的赞美（《色彩》）；这些都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浓丽的风格。但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并不是单一的。正象他在给友人信中所说的：“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注：分别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17页和第69页）。国外所受的民族歧视，国内军阀的罪恶统治，都激起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家书中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注：分别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17页和第69页）诗人把自己这种感情比喻为“没有爆发的火山”（注：给臧克家的信，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54页）。但实际上，这股火早已在他不少诗歌中迸射而出。《孤雁》对“喝醉了弱者底鲜血”然后成为世界“鸷悍的霸王”的美国侵略势力作了揭露；《忆菊》对“祖国底花”和“如花的祖国”热情地加以赞美；《太阳吟》中，诗人由于对祖国的热切思念，竟产生出如此神奇瑰丽的想象：
太阳呵——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这种热爱祖国的“火”，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死水》集中，燃烧得更为旺盛。除了语言的凝炼和格律的整饬以外，《死水》的内容也更充实。《祈祷》、《一句话》响亮着民族的庄严声音。《洗衣歌》正气凛然地斥责了充塞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和铜臭血腥。长期以来民族的屈辱和悲愤，使诗人预感到沉默中正在蓄积着的伟大力量：“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诗人对祖国命运、民族前途如此充满深情，他坚信：一旦“火山忍不住了缄默”，就会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抖，伸舌头，顿脚”。然而，期望愈深，失望也愈痛苦，当诗人踏上多年怀念的祖国大地时，他无比沉痛地写下这首《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我在心里！
这真是闻一多式的爱国诗篇！感情是如此炽热，又如此深沉，如此浓丽，又如此赤诚！它既具有屈原以来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特色，又表现出诗人闻一多的鲜明个性。回国后正视现实的切实态度，使诗人在《荒村》、《天安门》、《飞毛腿》等诗中，对军阀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直接作了描绘。《静夜》则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沉关切。尽管周围是洁白的灯光、“贤良的桌椅”、古书的纸香、孩子的鼾声，一片宁静幸福的景象，但是诗人的世界却不在这小小的斗室之内，他宣布：“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反对只歌唱“个人的体戚”，正是诗人最可贵的精神。这促使他不肯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并且在后来经过长期摸索而终于毅然地走上民主战士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诗人所采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却防碍了他跟人民革命主流的结合。在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赞美中，多少流露着怀古和夸耀“家珍”的情绪，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也没有能够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范畴。这些思想局限，使诗人在诅咒“绝望的死水”之后，仍只得“让给丑恶来开垦”。闻一多曾于一九二七年春赴武汉参加革命宣传工作，但不久又退缩回来，度过了十几年的书斋生活。自抗战后期起，诗人在革命浪潮推动下，终于投身民主运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永放光辉的不朽诗篇。
闻一多的诗，能诚挚地表现出诗人的率真性格与坦荡心灵，和读者亲切地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如《口供》一首：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这种自我解剖的诚恳态度，表现了诗人极可宝贵的纯正品格，也成为他后来能阔步前进的一个重要条件。闻一多不但是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多种诗歌格律的积极尝试者。以诗集《死水》为代表的一些诗歌，结构谨严，形式整齐，音节和谐，比喻繁丽。这些特色的形成，固然有西方诗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又得力于我国古典诗歌的滋养。闻一多对我国新诗格律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月派”的真正代表诗人是徐志摩（1896—1931）。他在回国后初年所写的一些诗文，还多少表现了一些积极向上的倾向。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诗集《志摩的诗》，虽然大部分只是关于爱情和人生的玄想，时复流露着感伤、凄惘和神秘的色彩（如《落叶小唱》、《沪杭车中》、《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但也有一些内容比较健康，格调明朗，表现形式活泼的诗。《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是对当时“容不得恋爱”的社会的反抗，《太平景象》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她是睡着了》等诗语言清新、比喻贴切，具有轻柔明丽的风格。但在另外一些诗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消极性也有所暴露：《“一条金色的光痕”》借被施舍者之口，对一个“体恤穷人”的阔太太作了肉麻的歌颂，《残诗》则为清王朝及其宫廷的衰败表示叹息。而《婴儿》一首，又表现了对理想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期待。一九二五年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徐志摩预感到在中国建立英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已经破灭，于是一方面在《莫斯科》、《血》、《罗曼罗兰》等不少散文中正面反对暴力革命，攻击“反对帝国主义”和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