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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朝气。在这里，同样显示了郭沫若和同时代那些浅斟低唱、流连光景的诗人，从思想到情趣，都具有显著的差异。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注：《三叶集》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而能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例如《湘累》里的一节：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惠特曼的影响当然不能忽视，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3页）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篇什，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自己阔大不羁的襟怀和丰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涛奔浪涌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从来诗歌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层出不穷的想象和情思，给与读者以强烈的内心激动，使他们跟着他一起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
除了自由体诗而外，《女神》中也有一部分诗形式格律相当谨严。例如诗剧《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晴朝》和《黄浦江口》有着相当整齐的形式和韵律，而《西湖纪游》中的某些短诗则表现了词的小令的风味。这些可以看出诗人是如何善于采用多姿多彩的形式，来抒发自己不同的情感。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曾为刘海粟的画《九溪十八涧》题过这样的诗句：“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溪径作奇画，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移用这些句子来说明《女神》在诗歌形式方面充满叛逆精神的大胆创造，同样是十分贴切的。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第185、194页）。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第三节：《前茅》、《恢复》等诗集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于一九二三年出版了诗文集《星空》，其中所收诗歌散文均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日本和上海两地所作。这正是“五四”高潮已过，国内政局混乱，新的革命运动尚在积极酝酿和准备的时期。几度返国的诗人在目睹了灾难重重的祖国、倾饮了人生的“苦味之杯”以后，思想感情处在极端矛盾中。他一方面对现实有更深的憎恶和不满，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要求对社会作彻底的改革；另一方面，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泛神论思想出发，他又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界里找寻暂时的逃避和慰安。《星空》中的诗篇，清晰地反映了诗人当时思想感情上的这种矛盾状态。
在集首《献诗》里，诗人自喻为一只“带了箭的雁鹅”，象“受了伤的勇士”一样“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想从星空的“闪闪的幽光”中得到“安慰”，然而美丽的星空也闪烁着“鲜红的血痕”，含蓄着“沉深的苦闷”。在《南风》里，他看见了海畔松林里一幅“典雅的画图”，而“回想到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在诗剧《孤竹君之二子》里，则假借逃避现实的伯夷的嘴，吐露了自己对“堕落了的人寰”的深深厌严，渴慕“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正是这些，反映了诗人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彷徨和苦闷，也使得《星空》减少了《女神》那种豪情四溢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但是《星空》仍有与《女神》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便是诗人对于“血海”似的旧世界的愤怒，对于舍己为群的古代英雄的赞美，把改造旧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近代劳工”身上，而且对未来的光明仍未失却信心。在《洪水时代》的尾段，诗人说自己“坐在岸上的舟中，思慕着古代的英雄”，而把那种“刚毅的精神”比作“近代的劳工”，接着唱道：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
这里的“未来的开拓者”正是“近代的劳工”。人们再一次从诗人渴望变革的心情和奔腾丰富的想象里，接触到了表现在《女神》里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此外，《星空》中还有一些意境优美之作。例如《天上的市街》命意清新，韵律和谐，比喻生动而富于独创性，便是一首好诗。
出版于一九二八年的《前茅》共收诗二十三首，共中除《暴虎词》作于一九二一年，《黄河与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