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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革命文学”，这不仅标志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巨大变化，而且也标志了新文学运动在第一个十年内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投入了战争的洪流，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革命群众的时候，他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这篇战斗檄文在关键时刻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当时传诵一时，可说是二十年代第一张讨蒋的革命大字报。此后，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同月由周恩来同志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郭沫若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写诗集《恢复》，以“狂暴的音乐”、“螳鞑的鼙鼓”回答了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上海掀起的时候，郭沫若是它的积极的参加者和支持者。
一九二八年以后，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有力地驳斥了托派所谓“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还对“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作了积极的支持。此外，写了自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一九四六年又写了续篇）、《北伐途次》等。对于这“海外十年”，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这是郭沫若在革命退潮时“保持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注：《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的十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有关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在文艺创作主面，除写了《战声》、《蜩螗集》等诗集外，还配合现实斗争创作了不少历史剧，这是郭沫若创作中又一重大成就。在皖南事变后写出的《屈原》、《虎符》两剧，演出时曾产生强烈的政治效果。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一九四八年来到解放区。这以后，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思想有更大发展。创作上也不断地取得新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继续不倦地进行多方面的著作活动外，还长期担负着繁重的党和国家的事务，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郭沫若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第二节：《女神》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尽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经有新诗集出现，但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当时却没有第二部。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余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两年里。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征，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贯穿在《女神》的绝大多数重要篇章中，它正反映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持的彻底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篇《凤凰涅盘》和《女神之再生》。
《凤凰涅盘》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他在写这诗的前两天，就曾在一封信里表露自己愿如凤凰一样，采集香木，“把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再生出个‘我’来”（注：《三叶集》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弃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彻底革命、自觉革命精神的形象写照。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沉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意地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这是经过斗争冶炼后的真正的创造和新生。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机运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郭沫若曾说《凤凰涅盘》是在一天之内分两次写成的，诗里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和《凤凰涅盘》一样，根据古书上女娲炼石补天的记载而写成的《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话题材而突入了“五四”革命现实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诗剧一开始写天地晦冥，风声和涛声织成“罪恶底交鸣”，女神们从“生命底音波”里听出预兆，感到“浩劫”重现，各各离开了神龛，她们齐声唱出：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题旨。在颛顼同共工决战的场景里，诗人以暗示式的语言，谴责了军阀的混战，插写了人民的灾难。天柱折后，颛顼与共工一同毁灭，表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女神们不屑于去做修补残局的工作，她们再造了一个太阳，并且预言这个新造的太阳将“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