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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底，郭沫若离国经朝鲜，于翌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九一五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三年毕业后考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郭沫若选择了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军国主义的欺凌，“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注：《三叶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华信），时时为之激愤之已。爱国的浪潮锻炼了郭沫若的思想。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他更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四年的学习里，他阅读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因为接近泰戈尔、歌德的作品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那是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三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冲决一切网罗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共同要求，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那种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泛神论，才能够给郭沫若以较大的影响。显然，郭沫若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神”。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过：“泛神便是无神。”（注：《少年维持之烦恼》中译本《序引》，收入《文艺论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178页）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注：《创造十年》，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页），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正适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郭沫若之所以会赞同“诗人底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注：《三叶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论诗三札》）这种很不确切的说法，原因也在这里。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了青年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欧洲各种新思潮，也使他产生广泛的兴趣。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极大热情，开始文学活动。还同留日的一部分爱国学生一起组织夏社，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间，郭沫若写了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小说《牧羊哀话》（注：《新中国》第1卷第7号，1919年11月15日。按《牧羊哀话》写作和发表年月，《星空》（1923年，泰东图书局版）和《沫若文集》第5卷篇末所注，均有错误。应为1919年而非1918年）。不久，他的新诗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宗白华编辑）上发表。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注：据《沸羹集·序我的诗》中提到的时间是“民七民八之交”，疑有错误。《创造十年》中说，“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从《女神》中诗篇写作年月看来，后说较为确切）。他的著名诗篇如《凤凰涅盘》、《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就都是在这时写下的。一九二一年诗集《女神》出版，它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气势奔放，格调峻新，突出地表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女神》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具有多种复杂矛盾的内容。但就政治思想来说，革命民主主义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以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主要特色的民主主义，当时已开始受到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也正是这样的时代所烙下的深刻印记。在《女神》中，郭沫若彻底反抗黑暗现实，热烈追求个性解放，并已初步认识到“私有”制“种下了永恒战争的根本”（注：《女神·棠棣之花》），进而歌颂十月革命及其领袖，歌颂“均贫富”、“茹强权”的斗争。虽然当时郭沫若思想中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同时存在的这些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却反正是后来诗人思想能够向前发展的最初起点。从哲学基础上说，当时郭沫若思想中有强烈的个性主义。由于时代条件的区别，这种个性主义同欧洲十九世纪的个性主义已经有了不完全相同的内容。对于郭沫若来说，正如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先进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个性解放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而是把它当作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一种途径。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人，甚至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驾驭日月风雷，驱策江河泰岳，其目的还是为了同强大的黑暗现实作斗争。因此，个性主义思想尽管包含着本身的弱点，在当时的中国却仍然有着较大的反封建作用，并且促使郭沫苦去接近泛神论，从反对封建束缚和发展艺术想象力的角度吸取其积极的成分，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泛神论的“一切和谐”、“物我无间”、陶醉于大自然的那种消极的影响。在诗歌理论上，他强调直觉、灵感的作用，主张“自我表现”和感情的“自然流泄”，这些也都是出于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对封建传统和封建载道文学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把诗歌看成纯粹的自我表现的手段，忽略了它的社会意义，则可以明显地看出纯艺术论思想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七月创造社组成，郭沫若是它的发起人和最主要的成员。这个成立稍后于文学研究会、而同样发生了广泛影响的文学团体，它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巨大贡献，与郭沫若的卓越的文学活动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一九二一、一九二二这两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国，国内的黑暗现实，使他对“五四”后祖国新面貌的美丽的憧憬，以及希望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陡然归于破灭，向来为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也一变而为寄托其满怀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那些含着“深沉的苦闷”、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诗篇，就是这种思想情绪的明显的反映。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回国。继《创造》季刊之后，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活动的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由于受到“二七”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激发，他从忧伤和痛苦中奋起。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个性主义的影响，时而流露着用个人的自觉力量击退传统的重压，以争取社会解放的思想；然而诗人的敏感却又使他开始看到“私产制度的束缚”，不仅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注：《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