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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以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江孟群和为民主教育呕心沥血的教育家邢益知为中心，描绘了一幅进步文化工作者在苦难的历程中团结奋斗的画面，有一些寓意深刻、感情色采浓烈的场面。但全剧剧情比较平淡而拖沓，戏剧效果较弱。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接近总崩溃，国统区内进步戏剧的出版和演出都被禁止，进步戏剧作品只能在解放区或香港发表。宋之的进入解放区以后写作的独幕剧《群猴》和瞿白音在香港发表的独幕剧《南下列车》，是这期间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戏剧代表作。《群猴》写作于一九四八年，以国民党的伪“国大”选举为背景，把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人物集中到某城市一个镇长家里，让他们在舞台上作耍猴式的自我表演。这一伙“书记长”、“主任”、“女国大代表”之流，为了拉选票，戏法耍尽，丑态百出。从“我的妈是她姑母的表姐”、“孔院长的舅父的外阻父的堂房妹子是我姨妈的表姐的姑母”，这样拉亲攀戚到按奇妙逻辑鉴定自己是蒋介石公婆的“小舅子”、“亲儿子”、“亲女儿”，争得脸红耳赤。正当“主任”忽出奇想，高喊“美国人是我的爸爸”而居压倒优势时，下赌注的妙法又出来，从十万元抬到二百万，从支票、法币到黄金、美钞，吵得不亦乐乎。然后是互相揭发、谩骂以至扭作一团，打得鼻青眼肿。最后警察出来干预，大家装成耍猴戏。剧本的现实性很强，虽然尚欠深刻，但对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民主宪法”的虚假，以及各派系之间的争夺，作了辛辣的讽刺，在喜剧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南下列车》写作于一九四八年初。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直逼长江，蒋介石伪装下野，国民党官员仓皇南逃。剧本以由武昌开广州的一列南行列车的餐车为背景，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和灵魂作了逼真的描绘。登扬人物有自称“国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由我来立”的“立法委员”，有为蒋家王朝“公忠体国，苦心孤诣”的“和平贩子”，有伪国防部宣布“壮烈牺牲”的“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有“被误为左派人士的地主”等等。在南下列车上，他们仍然以高贵人物自居，饱食痛饮之后在一起议论时局，除“副总司令”稍明大局、退休回家外，都幻想恢复他们的开堂。但他们也明知，无论是“百万雄师”，还是高喊“和平”、“革新”，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于是，他们想“搭线”，摇身变为“左派”。由于投机心切，“立法委员”把一个反动透顶的地主误认为“左派”而加以奉承，喜剧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这个剧本通过一列车厢里的人和事，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片混乱景象，从侧面歌颂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演出，受到代表们的欢迎。
第二节：小说创作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没有形成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小说创作那样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在反动派压迫下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作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又极其恶劣的缘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入国统区以后对文艺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讲话》精神要有一个过程。而战争和政治形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发展，也使一些作家在把握和反映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斗争方面感到困难。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辛的生活处境，当然更严重摧残了作家的创作。尽管如此，国统区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仍然继承“五四”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学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新鲜经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小说创作，努力反映和暴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描写和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时期，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沙汀、艾芜、骆宾基、靳以、姚雪垠等许多作家都发表了新的小说作品，而且出现了一些新人新作。
这一时期小说作品的题材更为开阔，主题和人物也更多种多样。从抗日的前线景象到后方风物，从国统区的农村面貌到城市生活，从知识分子的初步觉醒到劳动人民的自发斗争，从小公务员的朝不保夕到大官僚的贪得无厌，以至活跃在山区的绿林人物，流浪在大城市的少年儿童，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随着作家思想的发展变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认识日益提高，对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认识日益加深，许多小说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较前一时期有所前进，它们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暴露国统区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通过艺术形象告诉人们，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并且对光明的新中国寄以热切的期待。
在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的小说中，前曾简要提到过的巴金的长篇《第四病室》、《寒夜》，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作者三十年代有些作品相比，固然气势没有那么宏大，色调显得比较灰暗，但严峻的现实主义风格仍一脉相承，艺术技巧的圆熟也不减当年。《第四病室》采用日记体裁，通过一个姓陆的青年在住院期间所见的人和事，反映当时黑暗而冷酷的现实。第四病室是外科病室，也住着内科病人和传染病人。在这里金钱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病人无钱医治，只能在痛苦中挣扎、死亡。“住在这里，人好象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注：《第四病室·小引》）这样的病室，岂不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缩影！小说通过生动的细节和富有性格特色的对话，刻划了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在黑暗重压下有的悲愤激越，有的麻木不仁，有的顽强挣扎，有的听天由命。作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青年女大夫杨木华，“她的眼光是那么柔和，那么善良，那么真诚，而且那么明亮”。她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但给病人以温暖和希望，宛如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寒夜》则自始至终充满沉重而悲愤的气氛。作者说：“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说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注：《寒夜·后记》）小说描写了国统区一个小职员家庭的悲惨故事。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都是大学毕业生，由恋爱而结合，本来是美满的，但是，生活的重压使美满化为酸辛。婆媳之间的纠葛又加重了精神上的痛若。小说的情节在丈夫、妻子、婆婆三人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环境的压迫和内心的矛盾描写得极其细腻。丈夫的肺病日益加重，妻子的忧痛有增无已。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位和摆脱婆媳的矛盾，妻子离开了家庭但没有背弃丈夫。抗战的胜利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任何转机。当妻子回到家庭时，丈夫早已吐尽了血痰而死去，婆婆带着孙儿不知去向。“夜的确太冷了！”小说通过曾树生的感觉得出了这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四病室》、《寒夜》这两部小说共有的现产主义特色，不仅在于真实地描绘了小人物之死，而更主要是富有浓重的时代气息，画出了国民党统治时代旧中国阴暗的画面。
艾芜的小说也善于勾画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画面，但从题材、主题到艺术手法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艾芜这时期进入创作的旺盛时期，不但继续写作短篇小说，而且积极创作中篇、长篇小说，完成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等许多作品。这些作品同作者三十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相比，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面更广，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剪裁的手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许多作品仍然保留了浓郁的地方色采和淳厚的乡土气息。
同沙汀在这个时期写的许多小说相似，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许多作品，也都以国统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丰饶的原野》分两部，第一部《春天》写于抗日战争前，第二部《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