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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文艺批评也存在着缺点错误。首先，批判者未能很好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带有“左”的简单化。毛泽东同志指出：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25页）。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他们“近视”，“糊涂”、“书生气十足”、“对美国存着幻想”，甚至存在“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有爱国心”、“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事实证明，这个分析是科学的。在阶级搏斗尖锐的时候，他们虽然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跟国民党反动派走，又不到美国去，而是逐渐向共产党和广大人民靠拢。毛泽东同志根据对这些人的正确分析，指出了对他们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3页）毛泽东同志表彰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在国内外反动派压迫面前，宁死不屈，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说明“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2页）先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论述，进步文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及创作的时候，存在着把思想问题简单提升为政治问题的现象。如有的文章指某人代表“黑色”文艺，某人代表“蓝色”文艺，某人代表“桃红色”文艺等；还有许多批评文章，采用杂文形式，较多嘻笑怒骂，缺少善意的批评、团结。其次，这次批判对政治思想问题注意较多，对错误文艺理论本身批评不够。这次批判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主要是联系作品表现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分析，没有就他们提出的理论问题本身，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阶级性，美学的直觉与理性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产生上述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国统区作家要迅速配合解放军的反攻，来不及对自由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跟进步文艺界长期以来在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够纯熟等弱点有关。
第二十章：国统区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升官图》等戏剧作品
国统区进步的戏剧运动和戏剧创作在抗日战争前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现实斗争。“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的戏剧运动和戏剧创作，由歧视、限制转向摧残和镇压。此后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策和措施，从经济箝制到政治迫害，从审查扼杀剧本、提高演出捐税、把持演出场地到解散进步剧团、逮捕进步戏剧家，无所不用其极，妄图禁绝一切进步戏剧。国统区成千成万的进步戏剧工作者不但普遍地遭到失业的威胁和生活的重压，而且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保障。尽管如此，进步的戏剧运动在政治、经济重重压迫下仍然曲折地向前发展。
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怀下，国统区进步戏剧工作者团结一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继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等地掀起的上演借古证今的历史剧的高潮之后，一九四四年二月，田汉、欧阳予倩等著名戏剧家在广西桂林组织了有八个省区三十几个演剧团队参加的“西南戏剧展览”，上演口国话剧十多部，外国名剧、京剧及地方剧数十出，历时三个月，“是一次在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注：茅盾：《在田汉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剧本》1979年5月号）。在白色恐怖下，许多进步戏剧社团冲破重重困难坚持演出。如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演出《清明前后》、《岁寒图》，中国青年剧社在重庆演出《鸡鸣早看天》，中华剧艺社、上海剧艺社先后在重庆、上海演出《升官图》，上海实验剧社在上海演出《捉鬼传》、《嫦娥奔月》，演剧九队在无锡、上海演出《丽人行》，新中国剧社抗战时期在桂林及西南各省巡回演出，抗战胜利后到江苏、台湾各地演出，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在日暮途穷中加强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进步的戏剧活动后来全被禁止。曾经活跃在抗战后方的著名剧团如中国艺术剧社、中华剧艺社、新中国剧社等都先后被迫解散，各演剧宣传队也相继停止活动。进步戏剧工作者或撤退到解放区，或转移到电影部门，或化整为零辅导群众性的戏剧活动，秘密地演出秧歌剧、活报剧，用各种实际行动迎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进步戏剧创作数量上、戏剧活动普及上虽不及抗战前期，但剧作家生活基础较扎实深厚，创作思想艺术水平一般有所提高，剧中人物形象更加鲜明。除前面已讲述的郭沫若、阳翰笙的历史剧和夏衍、于伶等剧作家的作品外，这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有：茅盾的《清明前后》，田汉的《丽人行》，陈白尘的《岁寒图》、《升官图》，袁俊的《万世师表》，宋之的的《祖国在呼唤》，洪深的《鸡鸣早看天》，吴祖光的《捉鬼传》、《嫦娥奔月》，瞿白音的《南下列车》，以及著名戏剧家集体创作的《戏剧春秋》、《清流万里》等等。许多戏剧家不仅创作话剧而且积极编写电影文学剧本，如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田汉编剧的《丽人行》、《忆江南》，阳翰笙、沈浮编剧的《万家灯火》，陈白尘编剧的《幸福狂想曲》，洪深编剧的《鸡鸣早看天》，沈浮、郑君里编剧的《乌鸦与麻雀》等等，拍成影片上映后，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后期，在国统区出版和演出的多幕剧数十出，历史题材的剧作中郭沫若的《孔雀胆》、《虎符》影响较大，现实题材的剧作中宋之的编剧的《祖国在呼唤》，夏衍、宋之的、于伶合写的《戏剧春秋》，袁俊创作的《万世师表》等，在当时都受到观众欢迎。这三部话剧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歌颂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里、在不同的职业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艰苦奋斗。
五幕剧《祖国在呼唤》，写作和演出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剧作家宋之的抗战期间曾赴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返重庆。《祖在呼唤》是以作者在香港期间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剧本的背景放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的香港上层社会，通过知识妇女夏宛辉和她的丈夫、外科名医陆原放在革命者教育帮助下离开敌占区的过程，描写了各种不同面貌的人物，从侧面反映了革命者在香港同敌伪的斗争。革命者韦克恭是夏宛辉以前的爱人。剧本把这种爱情关系的抒写同敌我斗争的线索揉合在一起，用韦克恭的重伤和牺牲把戏剧推向高潮，呈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采。剧本热烈歌颂为社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革命者，也赞颂了响应祖国呼唤的医学工作者，具有一定的感人力量。但作者对夏宛辉与韦克恭的爱情关系在感情上作了过多的渲染，对剧本主题有所冲淡。尽管如此，《祖国在呼唤》仍然是宋之的继写作《雾重庆》之生又一部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在那时抗日题材的戏剧大为减少的情况下，这部写了抗日斗争的剧作，在重庆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
五幕剧《戏剧春秋》写作于一九四三年秋季，随后在重庆上演。剧本由宋之的倡议，与夏衍、于伶合作写成，起初是“打算献给一个人的”，在构思过程中“不能不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注：《戏剧春秋·后记》）。剧作者在谈到此剧创作过程时说：“最初是鼎坐杂谈，追忆一些二十年来的杂事，几次之后，我们三个要写戏的人终于被‘被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虏了。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愤怒的，可骄矜的一切，不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吗？”（注：《戏剧春秋·后记》）正是生活的熟悉和对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