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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在论述抗战以来的进步文艺运动时，认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两种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而客观主义越来越上升为主要倾向。胡风在文章中说：“有些作家”“既已失去了只有借着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底强度或艺术力底强度呢？”（注：《在混乱里面》第16页）为了纠正这种倾向，胡风认为“只要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只要在生活战斗里面日新月异地培养自己底热情或精神力量，我相信，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一定能够得到胜利的。”（注：《在混乱里面》第17页）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胡风在《现实主义在今天》一文中认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所那叫做现实主义。”（注：《在混乱里面》第57页）又说：新文艺“总是在民族解放和在社会解放的血的斗争里面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它控告黑暗，它追求光明；它为呻吟于苦难的命运下面的人民请命，它掘发在苦难的命运下面的人民底善良而坚勤的灵魂；它追悼阴冷的死亡的过去，它赞颂来访的熹微的黎明……。这种精神由于什么呢？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注：《在混乱里面》第58页）在《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时提出了“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认为“文艺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保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注：《逆流的日子》第12页）在《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中，胡风认为现实主义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从这里拓大以至开发通向人民的道路（为人民服务），反抗那些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13页）
针对胡风等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认为胡风的主张“不够科学”，“容易使人误解”，“而且更重要的，到底今天大后方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就是在于革命作家缺少革命的搏斗和冲激，与他们的革命的主观精神还没有与客观事物紧紧地结合？”何其芳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必须提出新的明确的方向，必须提出新的具体的内容。而这方向与内容也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什么‘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紧密的结合’，而是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是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的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科学的观点”（注：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地运动的意见》也批评了胡风等人强调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的文章“虽然抽象理论上强调了战斗的要求和主观力量，但实际上都是宣扬着超脱现实而向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要求文艺背离了历史斗争的原则，以无原则的，自发性的精神昂扬来代替了严肃的认真的思考。所以这不但不能加强主观力量，而只足以削弱主观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民的一种倾向了。”（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对胡风等人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作了具体分析，文章说：“现在就正是革命发展，人民的力量和斗争高扬的时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和作家的某些热情的表现和要求，就不能不是反映或向往革命和人民的这种高扬的东西，也不能不是寄寓着文化和个性的解放、未来的生活和艺术理想之追求的东西；它不免要对教条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想态度抗议，但更本质的说，却更多是对于压迫青年的生机和热情的旧社会和恶势力的反抗，也是对于部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上崩落状态的抵制。这些情形，主要的应看作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的要求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自然，单是热情，单是‘向精神的突击’，在我们，是万万不够的，还不能成为真实战斗的文艺。并且那里面也自然会夹杂着非常不纯的东西，例如个人主义的残余及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东西。因此，问题仍在于我们的文艺运动能够看到广大的社会和时代中的精神状态，怎样使那些好地精神要求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接触，并使它在革命斗争和人民的生活中得到改造、充实、提高，最后成为人民的力量和文艺。”（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86—87页）
在反动派压迫下，在令人窒息的险恶环境里，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增强战斗热情，固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恶势力反抗和对革命的追求，但也包含了不少消极的东西，过分强调这种主观精神，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难于划清界限，哲学上容易滑到唯心主义道路上去。舒芜的《论主观》就出现了这类错误。这篇文章在批评教条主义方面有若干合理生动的论述，它肯定了不断向前探索的必要，认为“探索和追求，是一切进步的动力；它会招致错误，它本身也就会克服错误”；文中对客观条件与主观作用的关系也作了论述：“约瑟夫再三昭告人们：当一切重要的客观条件都已被自己所掌握时，事业的成功与否，就决定于自己的主观作用的力量的强弱。”（注：《希望》第1卷第1期）但当文章从哲学史上说明主观问题时，却陷入了混乱，认为“所谓‘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说什么‘主观’和‘客观’都属于‘物’的范围“，并且说”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注：以上引文均见《论主观》）这样一来就把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二元论、唯生史观混在一起，实际上宣扬了唯心主义思想。胡风在《〈希望〉编后记》中对这篇文章不加分析地鼓吹，认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注：收入《逆流的日子·附录》）这显然会使他们朝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抗战胜利前后，进步文艺界在重庆召开的座谈会上对《论主观》中的错误观点有所批评。稍后，黄药眠在《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中批评《论主观》曲解了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在马列主义外衣下散布了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无论是一定阶级的主观亦好，无论是一个人的主观亦好，主观是决定于历史社会所赋予的具体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生活决定了意识。”（注：《论约瑟夫的外套》第5页）后来《大众文艺丛刊》发表文章对《论主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评。如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从哲学观点和文艺观点批评了《论主观》的错误，文中说“无论从哲学观点或文艺观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主观论者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即是他们把历史唯物论中最主要一部分——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马克思学说最精采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忽略了。”（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76页）文中也说到“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这种偏向的发展，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相矛盾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