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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冯乃超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等论文，都是在当时条件下认真学习《讲话》的产物。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新文学的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作家思想改造、文艺大众化、统一战线等问题。当时还开展了“方言文学”、“马华文艺”问题的讨论。“方言文学”讨论的实质，正是为了在国统区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反共反人民、麻醉人民斗争意志的反动文艺。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文化上大肆鼓吹“戡乱”。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印的《文化先锋》，发表《对剿匪戡乱应有的认识》（张道藩）、《文化界怎样动员》（褚百思）、《文艺作家的昨天和今天》（赵友培）等文章，污蔑共产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攻击共产主义文化是“野蛮文化”、“霸道文化”，责令作家“要挥如椽之笔，向匪徒作无情的扫荡”。他们千万百计扼杀民主文化，封闭报馆，查禁书刊，迫害作家，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人民的心愿，因而受到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当时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超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不左不右的姿态出现，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他们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在我国对内对外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错误意见：对内否定人民解放战争、人民民主运动和土地改革，对外散布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进步文化界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曾集中火力对它进行了批评，帮助教育了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文艺工作者。此外，进步文化工作者还对毒害人们精神的封建文艺、色情文艺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意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罪恶，表现了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在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和解放区新文艺影响的扩大，这个时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也有新的发展：从思想内容上看，出现了许多暴露黑暗、颂扬反抗的作品，特别是讽刺作品更为盛行；艺术形式也呈现出一种新倾向，“那就是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政治讽刺诗的蓬勃发展，是本时期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诗歌创作抗战前期多为对民族解放的热情呼唤，到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兴起以后，便转向了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讽刺，产生了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以及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马凡陀的山歌》等政治讽刺诗，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运动中，或被朗诵，或被书于旗帜，或被改编为街头剧演出，它们连同《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讽刺歌曲一起，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效果。“讽刺诗多起来了，这不是由于诗人们的忽然高兴，而是碰眼触心的‘事实’太多，把诗人‘刺’起来了。”（注：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宝贝儿》代序）。此文最早载1945年6月14日《新华日报》，题目稍有不同。）朗诵诗多半是非职业的文艺青年们创作的，它产生于民主运动，又服务于民主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集体创作的性质。这个时期的戏剧创作，由政治形势逆转时的历史剧，发展成为直接暴露反动统治和要求人民民主的作品，出现了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升官图》、田汉的《丽人行》、吴祖光的《捉鬼传》等作品。这些剧作或暴露官僚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压榨勒索，或揭示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丑恶，或描写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反抗斗争，具有明快、犀利的战斗特色。戏剧创作中讽刺喜剧色彩的浓厚，曲折地反映了人民力量的增强和反动势力的衰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对戏剧运动的迫害，许多剧作家转移到了电影部门。他们根据“站在人民的立场，暴露与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和在这种统治下广大人民所受的灾难与痛苦；并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一条斗争的道路”的编导方针（注：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制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等很有影响的优秀影片。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反映社会生活面比较宽广，题材和人物更为开阔多样。茅盾的《锻炼》、沙汀的《还乡记》、艾芜的《山野》、黄谷柳的《虾球传》、姚雪垠的《长夜》等，不仅暴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还或明或暗地描写了各个时期人民的反抗斗争。适应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这个时期还继续产生了一批匕首、投枪式的杂文。郭沫若、茅盾、冯雪峰、朱自清、何其芳、林默涵等作家的杂感，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抨击“旧时代的阴魂”、迎接“新时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
综上所述，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国内外敌人百般压迫下坚持斗争，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创作了一批对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有强烈政治意义的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企图同人民靠拢的。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压迫之下，和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固守着自己的岗位，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或配合的作用。反动派扼杀新文艺运动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
第二节：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论主观》的批评
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国统区以后，进步文艺界在向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同时，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这一回顾和总结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如茅盾在《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一文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是我们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这须要长时间的探研，须要展开多方面的讨论，更须要各种意见的切磋补充，论辩驳难，然后可能既广博而又深入，然后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能够真正做到总结过去经验而决定今后努力的方针。”（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当时茅盾、冯雪峰、何其芳、胡风、邵荃麟、黄药眠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先后发表了文章。在回顾和总结中，既有共同认识的相互补充，也有不同意见的直接交锋。继前一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之后，在进步文艺界内部，逐步形成了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这一次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是由胡风和他所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底，胡风先后发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现实主义在今天》等文，论述抗战以来进步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了武汉撤退以后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混乱现象，认为当时“创作上的著目倾向”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著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这也是目前创作上著目的倾向之一。”（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