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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由思想保守而至于政治堕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向着形形色色的敌人冲锋陷阵，到“四一二”事变之后，终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总要在它的内部产生对立物，使原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发生分裂。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经过斗争，固然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脱离了统一战线，但新文学队伍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却大大加强。鲁迅说得好：“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文学运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愈来愈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步文学阵营，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二章：鲁迅（上）
第一节：生平和思想发展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省，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注：《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注：《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注：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与伦理》。）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二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礼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破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注：《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一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一九六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多方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于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家。根据几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接触，他非常喜爱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受到果戈里、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同时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竭力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拟议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便开始译书，撰文。当时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鲁迅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他听讲《说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
从一九七年起，鲁迅一方面翻译北欧和东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作为部分的内容，收在一九九年先后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最能代表他当时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里。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倡导的只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仅了解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精神流毒，还看到刚刚继起于东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进化论给予鲁迅的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根据当时鲁迅的观点，进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拥护和保卫一节新生的事物。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