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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彩霞”，飞上了高高的天空，结果大失所望，“想看什么没什么，想要啥来没有啥”。它决心回到大地亲妈妈的怀里来。作品通过水的回头，批评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赞扬了深入实际的革命精神，这是歌颂整风运动的一个好作品。鲁藜的诗集《星的歌》大多是短小清丽的诗章，用富于哲理意味的诗句，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追求，对灵魂的洗涤，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种种感触。他还用这种格调，歌唱着斗争生活，怀念亲人和战友。他自比作“一颗小小的星”，热爱革命集体；他渴望工作和斗争，认为只有它“才能触除我灵魂的渴”；他尖锐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苦闷，“是：‘我不能命令现实’。”他赞美革命的人生：“能够忘我，是人生最大的欢乐。”这些歌唱反映了作者敏税的感触，也表现了投身于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这是值得称赞的，风格也新颖独特。但从当时整个革命发展形势的要求来看，有些作品未免失之小巧，声音也似乎太微弱。戈壁舟的诗集《别延安》大多是朴实无华的抒情短作。在质朴的抒情歌唱中，坦露自己的灵魂，热情拥抱现实生活。篇章虽小，每有新意。《火把在赛跑》是用象征手法描绘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生动作品，也最能说明他的风格。这火把“不是照路的火把”，也“不是游行的火把”，而是“报告胜利的火把”。无数的火把照亮了八千里黄河，又朝着长江在赛跑前进。百万雄师胜利进军的壮伟场面，作品只用“火把在赛跑”去形象地概括它，正表明了作者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蔡其矫的抒情短作，浸透了爱国主义深情，《回声集》、《回声续集》先后收录了他的这些作品。《乡土》、《哀葬》抒发了正直的中国人爱祖国爱家乡的真挚感情，对法西斯强盗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子弟兵战歌》以明快的节奏和优美的韵律表达了子弟兵战士高昂的激情，这诗曾经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写于抗战艰苦年代的《风雪之夜》，形象地画出了革命征途中的危难，同时也坚定地预言了胜利的前景。“风在怒号，雪在狂飘”，祖国在风雪中困苦地呼吸，诗人迎着风雪猛烈地呼喊：
寒冷到了最后，黑夜到了尽头，
中国呀！你在胜利的面前站起来！
这是响亮的歌唱，也是坚定的预言。它给当时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苦斗和反抗的广大战士带来了鼓舞和力量。
在《讲话》发表前后比较活跃的知名诗人还有萧三。他早年在苏联写了《血书》、《瓦西庆乐》、《礼物》等诗，歌颂中国革命，歌颂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谴责法西斯侵略。这些诗歌感情强烈、语言通俗。一九三九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并编辑刊物《新诗歌》。在《诗人，起来——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中，他宣称“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并明确主张新诗“要向民歌学习，向古典诗歌学习”（注：《萧三诗选·自序》）。这时写的《“十月”二十五周年献词》、《我又来到南泥湾》、《延安狂欢夜》、《送毛主席飞重庆》等诗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些主张。
综上所述，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诗歌创作普遍地注意了向民歌学习，向群众语言学习，这就使我国新诗创作在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大批叙事诗从这个创作活动中涌现出来，这是较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当时国统区诗歌创作很不相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除了诗人们深入了斗争生活，火热的斗争生活又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营养之外，民歌形式的采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倾向，不能绝对化。晋察冀边区许多青年诗人创作的生动的叙事诗，就不是用民歌形式写成的。这说明解放区诗人对诗歌形式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的。这个特点从许多诗人的创作中反映出来，他们既要民歌或民谣的形式来创作，也采用自由体的形式来创作。成效也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在叙事诗普遍发展的情况下，抒情诗也仍然在发展。除了几位抒情诗人的作品以外，写作叙事诗的许多诗人，也唱出了激越高亢或清丽明快的歌。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解放区的诗歌创作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应该说，这样一个局面，保证了创作自由的广大空间，对于新诗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解放区的诗人们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创作，也不论写叙事诗或抒情诗，都在学习群众语言和提高诗歌语言艺术上，下过实在工夫，洗去了许多“洋八股”、“学生腔”等毛病，因而呈现出新鲜活泼、生气勃勃的特点，这一个经验是值得总结推广的。
第四节：通讯报告和散文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这原因正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所预示的：“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很大益处。”这《决定》还强调指出，“那种轻视新闻工作，对于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注：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正是在这种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条件下，又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大批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来。许多工农群众和干部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也都拿起笔来，参加了这个写作运动。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后才写作出来的，有的是英雄事迹的真实记录，有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些综合性报导，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概括写出来的。这些作品以粗犷的笔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进程，记载了我解放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罪行，剔发了投降派卖国求荣、反共倒退、残害人民的反动勾当，歌颂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年青一代提供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报告文学相比较，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不是“浮光掠影的宣传”，它们的战斗性和真实性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的人物已经不是捆在锭子上呻吟的“中国奴隶的冤魂”，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觉悟了的广大军民。“革命给了我好日子，我就听革命的话”（丁玲：《三日杂记》），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同信念。此外，新的人民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场景的描绘，群众语言的运用，也都是以前报告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新的特色。
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这首先从本时期产生的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反映出来。这部书就是冀中区党政军领导人受了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的启示，发动冀中人民开展群众性的写作运动的成果。作品预定的写作内容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个人见闻，选择个平常的日子，是为了反映出敌后军民通常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冀中军民积极地投入了这个写作活动。为了在这一天获得一个好题材，有些连队经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的据点，有些人则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不识字不能写的人就请人代笔写稿。这就使送往这书的总编室的稿件，多到用麻袋装，用大车拉。为了保护这些稿件，有的同志甚至流血牺牲。初选出的待审订稿，收作品二百多篇，约三十万字，分为四辑，于一九四二年春用麦秸纸油印出二百部。但审订工作未开始，日寇即开展了空前残酷的长时间的“五一大扫荡”。经过一个夏天，多数被坚壁起来的审订稿都朽烂不能翻阅。后经多方搜求，才得以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经魔历劫的书，是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也是他们用英勇斗争保存下来的书，是特别值得珍贵的。这里的每个作品，都是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篇章短小，文字朴素，具有浓重的生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