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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长期摆脱不了外来影响的明显痕迹和由此而来的局限，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到了观众主要是农民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就成了一个严重的弱点。一九四一年前后，竞相上演大型话剧的风气，在整风中作为关门提高、脱离群众的例子受到批评。而在文艺整风以后，在某些人的头脑中，还产生过根据“搞秧歌剧的经验，认为群众对‘话剧’这形式是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想法（注：林扬：《〈九股山的英雄〉前言》）。凡此种种，不能不使戏剧工作者对于如何写出新型的为工农兵喜爱的话剧，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摸索。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最初出现并且赢得好评的，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几个独幕剧。一九四二年侵华日军在这个地区发动“五一扫荡”，实施“三光政策”，敌后军民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几个剧本，都是反映当地农村建立两面政权以后的特殊形式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把眼光放远点》（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以兄弟两人对待各自的参加八路军的儿子的不同态度——哥哥坚决支持儿子抗战到底，弟弟唆使儿子开小差回家当“良民”所引起的家庭风波，歌颂敌后广大农民的坚毅和智慧，讽刺一部分富裕阶层眼光短浅、犹豫动摇的心理。《粮食》（洛丁、张凡、朱星南集体创作）、《十六条枪》（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崔嵬整理），分别描写抗日军民利用敌伪之间微妙的矛盾，将他们都想据为己有的粮食和枪枝，机智地送交给八路军。此外，还有成荫编的写老百姓智打敌特、掩护八路军干部的《打得好》。当时正是战争处于最困难的阶段，对于人民的热爱和对于胜利的信心，使剧作者不约而同地把这些作品写成喜剧。喜剧的手法，增强了前一出批评弟弟和后面几出嘲弄敌人的戏剧效果，也有助于表现敌后军民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严肃的内容和轻快的形式，处理得比较和谐。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台上台下的笑声回响在一起，这笑声本身就是力量和信心的示威，又是很好的政治鼓动。一九四四年，这些剧目由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带到延安公演，以其“题材既新鲜，表演也生动，而且所表现的生活场景、人物又都是河北一带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使得延安观众的印象为之一新”（注：张庚：《回忆延安鲁艺的戏剧活动》，收入《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三辑）。
其他根据地的独幕剧创作，也相当活跃。象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这个时期在山东的滨海、鲁南和鲁中一带，先后演出过自己编写的《铁牛与病鸭》、《巧计》、《巧中巧》、《双喜临门》、《喜酒》和《雾》等剧（注：那沙：《战士剧社的艺术活动》，收入《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三辑）。稍后出现在东北解放区的《反“翻把”斗争》（李之华编剧），是有过较大影响的一出独幕剧。内容描写土地改革以后地主仍在伺机反扑，阴谋陷害积极分子的斗争动向。翻身不久缺少斗争锻炼的农民，对于地主的诡计先是以沉默来抵制，后来才进行面对面的质问和揭露，写得真实自然；地主的形象则有些脸谱化。东北方言增添了剧本的地方色彩。在一个独幕剧中，一气呵成地演出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一场激烈的阶级交锋，显示出情节简练、结构紧凑的长处。胡可编写的独幕剧《喜相逢》，同样用喜剧的形式，批评一个战士违反群众纪律的错误行为（搜了俘虏的腰包据为己有）。主题是尖锐的，却洋溢着对于人民军队，包括这个战士在内的深切感情。
由于观众更喜爱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的剧作，即使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大型的多幕剧比起截取一个生活片断的独幕剧，仍然有更多的发展和收获。《过关》（山东文协实验剧团集体创作，贾霁等执笔）写的是根据地青年农民参军的故事。家里本来就有的细小矛盾：父亲爱喝酒，有时闹酒疯，儿媳妇年小不懂事，公媳关系不够和睦，丈母娘一味护着女儿，不讲道理等，这些都因为儿子决心参军而突然激化起来。在村干部和乡亲们的耐心劝说下，终于使一家人都高高兴兴欢送儿子上前线。剧本渲染出根据地农民欢乐热闹的生活场面和踊跃参军的动人情景。但剧中不少人把外出打仗看作是个人出去闯闯争个“功名”的途径，虽然符合解放初期部分农民的思想实际，作者没有从更高的角度对待这种狭隘的农民意识，不免削弱了剧本的思想性。同样涉及抗战期间农民当兵问题的《抓壮丁》，取材于国统区的社会现实，展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这原是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于一九三八年创作的一出幕表戏。一九四三年，由吴雪、陈戈、丁洪、戴碧湘在延安作了重大改作而成。剧本对于地主与保长既矛盾重重又狼狈为奸，借抽壮丁之名鱼肉乡民的行径，作了淋漓尽致的的揭露，近乎漫画式的写法生动而且辛辣。不足的是笔触停留在这些人物外在的丑恶和罪行的暴露上，没有深入挖掘他们更为丑恶的灵魂和必然失败的命运。末尾幕后处理的壮丁暴动，由于前面没有丝毫暗示农民的觉悟和力量的伏笔，显得突兀。不过，象这样泼辣的讽刺剧在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根据地是很少见到的，完全采用四川方言也是一种新颖的尝试。作品以其别具一格，分外受到欢迎，“成为当时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注：吴雪：《〈抓壮丁〉后记》）。
人民军队一向重视以戏剧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一九四二年以后，有更多的戏剧工作者深入部队，编写出不少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剧作。杜烽的《李国瑞》是其中的代表作。李国瑞是个参军多年的老战士，生活散漫，思想落后，“大纪律不犯，小纪律不断”，“调到那里，那里讨厌”。剧本描绘了他从落后到先进的过程。作者既不是把李国瑞的落后理解为单纯由他独特个性造成的，也没有把他的转变写成是个人内心斗争的结果；而是把这些都放在部队整风前后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与连队干部克服残余的军阀意识、树立民主的领导作风的变化联系起来，强调一个战士的落后和先进，总是与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紧密相关的：从李国瑞的变化，人们看到，整风运动给部队带来的新气象。这要比孤立地叙述一个人的转变，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和思想意义。剧本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剧中人物大多保持原来的事迹，姓名也没有改动。有的人物原型，还直接参加了剧本的修改定稿。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话剧创作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剧本真实地反映了人民战士成长的过程，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九股山的英雄》（战斗剧社新四旅宣传队集体创作，林扬、严寄洲、刘莲池编），取材于一九四七年三月的延安保卫战，歌颂战士英勇沉着的战斗精神，也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鲁易、张捷的《团结立功》，虽然也以落后人物的转变为主线，却着重于生气勃勃的连队日常生活和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的渲染。这几个剧本，写出了部队生活的特色，对话也生动有力，从不同的方面，真切地表现出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质和英雄气概。
姚仲明、陈波儿等集体创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虽然同样是以人民军队为题材，却不同于大量的反映连队生活的作品，它给观众展开的是发生在八路军某支队司令部内部的一场激烈斗争。有人曾以其内容的严肃性和深刻的教育意义，称之为“政治剧本”（注：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同志，你走错了路！〉序言》，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从上级机关派来的联络部长吴志克，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不顾政治部主任潘辉等人的抵制反对，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迁就退让，给部队和当地居民造成重大损失。胡连长是剧中最为动人的形象。他最看不惯吴志克那套“乱七八糟的统一战线”主张，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反感。但当由于吴志克的丧失警惕，他们一起被顽固派所俘，在生死关头，见到吴志克有所觉悟和悔恨，他丝毫没有怨恨同志，而是劝慰后者应该仇恨敌人，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胸怀。作者姚仲明曾说：“所以写出了这样一个个性，完全由于我过去的工作中，有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警卫连长作了底板”（注：姚仲明：《〈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创作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