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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斗争中去的决心。不久，他就去到延安，同年冬天，又过封锁钱，以后较长期生活、战斗于晋察翼边区。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都是当时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见1959年版《给战斗者》），他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曾经传诵一时的《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梁
正在血里生长。
在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了：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不多的诗行，就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读者仿佛可以看到战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它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力的鼓舞。田间这个时期所写的诗，很大一部分编入重要的诗集《给战斗者》，它们充分体现了作者投身实际斗争后取得的新收获和诗风上的新发展。
《给战斗者》共分六辑，包括抒情诗、街头诗、小叙事诗等多种体式。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鼓动性强、被称为街头诗的短诗。如《给饲养员》：
饲养员呵，
把马喂得它呱呱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后来闻一多谈论田间的诗作时，曾以本诗集内的街头诗《多一些》等为例，肯定作者是抗战“时代的鼓手”，并指出他诗歌中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欲”，“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见《闻一多全集》（三），1948年开明书店版）。这不仅是田间街头诗的特点，也是作者整个诗集的特点。
作者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将自己的诗笔紧密地配合着伟大的民族解放任务。从诗集中可以看到，对于战争的责任感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而深入实际斗争的自觉性，又加深了他对斗争的了解和热爱。诗集中洋溢着胜利的、鼓舞人的激情，唱出了“中国的春天是生长在战斗里，在战斗里号召着全人类”（注：《给战斗者·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这样乐观的基调。写于一九三七年底的长诗《给战斗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好诗。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召唤”，“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召，一同行进，我的希望，是寄托在人民身上”（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它以朴实有力的诗句叙述祖国受侵略欺凌的命运，歌颂人民奋起抗战，号召人们“在斗争中胜利或者死”，指出“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长诗表现了田间诗歌的重要优点：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溢着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爱。如诗中一段：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的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底
芬芳。
这是一首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饱满情绪的好诗，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诗集比抗战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在它抒写了更为具体的战斗的劳苦者的形象，他们离开村庄，去战斗，去“播种人类的新生”（注：《给战斗者·土地》），“从顽强的脸孔上，浮涌着战斗的欢喜，战斗的红笑，——因为她啊，也流了血为着祖国”（注：《给战斗者·荣誉战士》）。特别是写于一九三九年的《曲阳营》等多首小叙事诗，从各个方面写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士、群众的形象，他们新的战斗生活和新的思想面貌，写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发展。诗作大多能表现出劳动人民朴素而可敬的思想和战斗要求。这种新的人物和题材，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虽非初见，但作者如此热情、如此不倦地讴歌，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实践新的创作方向上的努力。
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作者已开始在诗歌形式上作出新的探索，到《给战斗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即所谓“鼓点”式的诗行。作者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又以连续反复的出现来渲染雄壮的声势，这精短和反复，自然地在节奏上形成一种急促感，增强了鼓动性，有力地激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诗歌形式与风格上的这种特点，与抗战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因此产生很大的作用。
同一时期，田间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两部诗集。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三——五月，共二十五首，大多描写作者参加的党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斗争，战友们的活动等，充溢着深厚的感情，唯有明确认识这些革命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怀激情者，才能写出。如《播音》形象地描写了歌咏队广播的政治意义，《你们到国境上去》为战友的远离抒情：“我祝福你们底呼声，灌进沙漠……而且把睡眠的土地，从大风沙里唤醒。——让它看见我们呵，为什么，要和仇敌战争。”优秀的朗诵诗《儿童节》正说明了作者当时在服务团工作的实绩。
长诗《她也要杀人》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民在民族压迫下日益觉醒的历史真实。善良的白娘身受日寇侮辱，儿子遭害，房屋被烧，她克服了死的欲念，拿起刀来，呼叫着“我要杀人”，奔走在旷野上。从求死到斗争，从善良怯弱到刚强，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觉醒。作者充满强烈的爱和憎，向侵略者作了愤怒的抗议，并且在广大受害人民身上寄托着信任的希望：“群众的火陷正在这边扩大着”，“在她底前面，中国的森林、大河、高山和人民底田野道路……已经披起了战斗的武装”。
但可能受掣于作者难以抑止的情感，长诗中较多激动的呼唤、急促的跳跃，而叙事诗要求的实感则嫌不足，人物形象不够明晰，缺少发展。她奔跑呼号，但不明方向；她有仇恨，但孤独；她从极度痛苦中产生的略带疯狂的性格，未能提高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度，这就使本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斗争的纪录”（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却受到了损害。作者于一九五四年曾对此作了很大的修改，基本上克服了这个缺点，增强了作品的斗争产感，人物的心理、性格也都可信、健康得多。
抗战后期，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作者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内容上都出现新的发展，它们体现于后面要谈到的《抗战诗抄》、《戎冠秀》、《短歌》、《赶车传（第一部）》等作品中。
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的柯仲平，抗战后进入他创作的最重要阶段。他不仅保持着早期固有的热烈的情绪，更主要的是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描写的人物题材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开拓，抗战开始后作者较早去到延安，在认真创作的同时，从事着其它的战斗活动、文艺工作。这种深入实际斗争的努力，使他的作品始终发扬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长处，较少流露非无产阶级感情，这在当时比较知名的作者中，是颇为少见的。
作于一九三八年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首叙事长诗，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作品，也是当时诗歌创作短诗、抒情诗居多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收获。作者在《边区自卫军》的前面写到：“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两首长诗体现出作者正是自觉地遵循着这个方向的。《边区自卫军》描写边区人民武装捕捉汉奸的故事，歌颂李排长、韩娃等人机智、勇猛和纯朴的性格，也歌颂他们在战斗中的成长，全诗洋溢着对于子弟兵的亲切感情，较好地反映了欢快的边区斗争生活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虽然只写了大队的产生，未及描绘他们正面的斗争，但作者通过共产党员李阿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和教育工人，组成坚强的队伍等描写，突出宣传了坚持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具有较大的教育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