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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意见是以葛一虹为代表，他们正确地批评了向林冰在利用旧形式，对待“五四”以来新文艺方面的错误观点，但却矫枉过正地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无视旧形式中的合理成分和新文艺本身存在的弱点，一方面对旧形式笼统地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表现新事物而用属于旧事物的旧形式是决不可能”，表现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旧形式是绝然不相等的”，它们之间“并无共通之处”。因为他们把旧形式都看成是“没落文化的垂亡时的回光返照”，“只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所以注定它“必归于死亡”（注：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载重庆《新蜀报》《蜀道》，1940年4月10日），对旧形式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无视“五四”以来新文艺本身存在的弱点，认为“新文艺在普遍性上不及旧形式”，其原因不在于新文艺本身，“主要还是在于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因此认为新文艺如果利用旧形式，就是“降低水准”（注：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载重庆《新蜀报》《蜀道》，1940年4月10日）。把新文艺与人民大众未能很好结合的原因，归咎于大众的知识低下，将新文艺和利用旧形式完全对立起来。胡风基本上也是持这种观点，他在论争中发表的若干篇文章，批评了对民族遗产全盘继承的错误倾向，但却认为民间文艺“本质上是用了充满了毒素的封建意识来吸引大众”，认为“五四”新文学不是生根在民族传统之中，而是从“世界进步文艺”“接受了思想、方法、形式”（注：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重庆学术出版社，1941年版），是“移植”过来的。完全否认新文艺的历史继承性，对民族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围绕着“中心源泉”问题讨论的较早的一批文章，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片面性的错误；在民族遗产继承问题上，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或盲目地崇拜，全盘接受，或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否定；对待“五四”新文学，不是一笔抹杀，就是十全十美，无视它本身存在的弱点。而且，纠缠于所谓“中心源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民族形式本身的深入探讨。在《新华日报》召开的民族形式座谈会上，有些作者指出了论争中的这种偏向，认为“自从民族形式提出，到现在为止，一直停留在民间形式是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问题上了，现在应该把这一问题向前推一步，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讨论”（注：《民族形式座谈笔记》中以群的发言，载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7月4日）。此后，一些报刊相继召开座谈会，发表讨论文章，很多作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了某些新的观点，在讨论深入的基础上，逐渐地接触到问题的实质。郭沫若认为：“‘民族形式’的这个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过去时代所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因此他强调作家应当“投入大众的当中，亲历大众的生活，学习大众的言语，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注：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载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1940年6月9日），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民族形式的文艺。茅盾在论述民族形式的文章里，批评了以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的观点，批评了它把“五四”新文学看成完全不适于“中国土壤”的错误，同时着重指出应当重视民族形式的内容，批评了那种认为“新文艺不能深入大众，主要在于形式”，与内容无关，“内容便无论怎样都行”（注：茅盾：《关于民族形式的通信》，载《文学月报》第2卷第1、2期合刊，1940年9月15日）的错误观点。在讨论过程中，胡绳、罗荪、戈茅、黄芝冈、光未然等人都强调了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是不可分开的。潘梓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意见，他认为“形式不能离开了内容来讲”，“民族形式的提出，主要的要求是文艺活动与抗战建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要用大从自己的语言来描写大众自己为独立、自由、幸福而斗争的战斗生活，并为大众所享受”，“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题材与语言的问题”，“在民族形式的问题上，语言——大众自己的语言是非常主要的”，“用中国人（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的语言描写中国人的生活的文艺，就是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艺，就是民族形式的文艺”（注：潘梓年：《新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载重庆《新华日报》）。这些探讨对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深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场范围广泛的论争，前后延续了一年多时间，在文艺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受到普遍的重视。在国统区，党创办的《新华日报》，以及《文学月报》、《文艺阵地》、《抗战文艺》、《新蜀报》、《大公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讨论文章，或召开座谈会，开辟讨论专辑。一九四一年初。围绕着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一度又有过热烈的讨论，郭沫若，茅盾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一书，汇编了当时讨论中的主要文章。这场讨论的广泛展开和不断深入，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也发表了所谓民族形式讨论的文章，攻击“‘民族形式’这个名词意味着某种外来的内容或至少非完全本国的内容加以中国化而成为中国的形式”（注：唯明：《关于大众化的问题》，载《文艺月刊》1941年4月号），以此抹煞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展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延安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和《文艺突击》，晋察冀的《晋察冀日报》等，相继发表讨论文章或开座谈会，出专辑。一九四一年在晋东南召开的民族形式座谈会，强调了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就是战斗的现实生活。在河北平山召开的民族形式讨论会，讨论了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左唯央等人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论争。
在抗战新形势下展开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广泛地涉及到从理论到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文艺大众化方向问题的一次大规模的论争，对于正确地认识与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论争双方对于“民族形式”问题提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是一致的；在探讨如何建立民族形式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理论认识上的分歧，通过讨论，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对于旧形式的利用，“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大多数人有了比较一致的正确看法，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与认识上的模糊观点。有些文章还力图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解释民族遗产的批判继承，提高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水平，使讨论逐步地接近问题的实质。在讨论中对于各种错误观点的批判，有助于廓清从理论到创作上长期存在的某些偏差。同时，对创作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这次讨论，通俗文艺创作上全盘接受、生搬硬套的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变；作家比较有意识地注意作品的民族形式，特别是向群众语言学习，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反映新生活，表现新主题，成功地运用群众语言，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对民间文艺的搜集与研究也有所加强，在延安和晋西北等地，相继成立了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从事民间文艺搜集和整理工作。这些都是这次论争带来的主要收获。论争中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缺点。由于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缺乏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讨论主要偏重于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包含的生活内容本身的重要性。又由于没有能够很好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民族遗产进行有分析的、批判的继承，因此形而上学在讨论中显得十分突出，影响了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深入探讨。特别是建立民族形式的最重要的关键：作家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问题，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使这次讨论存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