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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主的作家。他们或则揭露丑恶的黑暗现实，或则赞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或则描绘祖国或世界的壮丽山河，或则抒写个人的胸臆，使这类散文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广田（1906—1968），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作家。他们与卞之琳合出过诗集《汉园集》，因而有“汉园三诗人”之称。那些诗作，从个人忧悒情怀的歌唱里显示对现实的不满，并注意诗的意境的优美与完整。何其芳的诗以清新柔婉见长；李广田的诗比较朴质浑厚；卞之琳则注重想象的微妙和表现的经济，有些诗比较晦涩难懂。何其芳和李广田后来都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散文的写作。
《画梦录》是何其芳苦心经营之作，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一九三七年，该书与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一起，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奖金评选委员会认为：“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肯定的正是它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新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作者“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注：《画梦录》代序：《扇上的烟云》）《画梦录》和随后的《刻意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丑恶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与探索的感情，带有梦幻与憧憬的色彩。何其芳善于使用浓丽精致的语言，优美新奇的比喻，写出具有诗意的散文。作者说：“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注：《刻意集·梦中的道路》）而那些“颜色”和“图案”，也确实成为他的散文中首先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部分。他当时的艺术方法带有曾经流行于西欧的印象主义的明显影响。写作较迟的《还乡杂记》，说明作者经过生活鞭子的打击，开始从幻想转向了现实世界。他通过自己的见闻和回忆，描写家乡四川一角的悲惨景角。“这在地理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的统治，无声的倾向灭亡。”（《树阴下的默想》）《还乡杂记》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创作一个新的起点，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注：《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这时，代替了原先好种”颜色“和”图案“，打动读者的已经是作家对于黑暗现实的谴责和鞭挞了。
李广田著有《画廊集》、《银狐集》，他大多“写了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们从中看到处处受人欺侮和捉弄的问渠君，因曾谈起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而终于“送掉了性命”（《记问渠君》）；满身驮负重载的老渡船，在各种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人生历程（《老渡船》）；在山涧采花出卖的哑巴，为了生活，并不因为父兄都死亡山涧而不断承父兄的事业，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万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注：《〈画廊集〉题记》）这使他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的风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并在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挚的爱憎。作者长于刻划人物，笔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个性的特征。文风自然浑厚，于亲切中略带忧郁。和何其芳一样，他的创作趋势，“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注：《〈银狐集〉题记》）。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们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又为他们创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缘缘堂随笔·阿难》）。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矜的社会风习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稍后的散文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描画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车厢社会》）一篇，对城市底层人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朴实平淡之中，写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
报告文学是在我国人民抗日救亡斗争中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同于杂感的偏于说理，也不同于散文的侧重抒情，它是文艺性的记事，用对事件的描述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将剧变中的社会生活迅速展示在读者面前，有助于人们及时认识现实。
“左联”对报告文学大力提倡。在一九三年八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参考和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形式“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任务。“九一八”后，在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性作品，《文艺新闻》刊载了《给在厂的兄弟——关于工厂通讯的任务与内容》、《报告文学论》等提倡和介绍报告文学的文章。《北斗》上也发表了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的译文。这可以说是我国报告文学的萌芽时期。“一二八”战争发生，很多进步作家到前线去，写了不少反映战争情况的报告，刊载于《烽火》（《文艺新闻》战时特刊）和《北斗》等杂志上，执笔者有郑伯奇、适夷等和一些业余的文艺青年。还有一些报导收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一书里。随着反帝运动的开展，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结合，作者和题材范围更加扩大，参加写作的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店员；人民大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灾难和反抗成了描写的主要内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记录》一书，就是各地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的选辑。在本时期最后两年内，由于抗日运动的高涨和“国防文学”的倡导，加之捷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国》和墨西哥人爱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译本先后发表，进一步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稍后由梅雨主编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辑的文章都是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成的。茅盾在《中国的一日》的《序》里指出：“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