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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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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青的天”,因为那里“可以安憩的睡眠”(注:《我底记忆·对于天的怀乡病》);但又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憧憬,在《乐园鸟》(《望舒草》)里,他向天上的“乐园”发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人间既多苦恼,天上也不安乐,诗人带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无边的空茫。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三十年代虽然有一定社会基础,但和激越剧烈的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戴望舒受过中国旧诗和欧洲诗歌特别是法国象征派诗歌很深的影响,在意境创造和词汇选择上,努力追求意象的朦胧。他的诗注意语言的铸炼,比喻恰切,易于引起人的联想,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戴望舒也有少数从侧面描写现实生活的诗,如《断指》(《我底记忆》)表现对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朋友的怀念;《村姑》(《望舒草》)写一个乡村少女劳动和爱情的纯朴羞涩的心情,亲切动人。《游子谣》(《望舒草》)所抒写的心情也比较开朗。抗日战争爆发,民族解放的声音惊醒了他忧郁的梦,在诗集《灾难的岁月》里留下了一些和以前风格不同的歌颂抗日战争的诗篇。他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香港狱中写的《狱中题壁》一诗,表现了对敌人的仇恨,对死亡的无畏。他准备牺牲: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
  这里写出了他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强烈感情。相似的作品还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各自的起点很不相同,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教育,不同程度地迈着前进的步伐。戴望舒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惜诗人于一九五年逝世,未能沿着新的道路进一步发展。
  第四节: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
  各种类型的散文作品的蓬勃发展,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给作家的刺激和感触特别频繁和直接,“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由于杂文适合于短兵相接的战斗需要,能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便于“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这种文学形式在“左联”的提倡和鲁迅的鼓励支持下,冲破了反动政权的迫害与帮闲文人的“围剿”,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有了比较强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申报》也实行改革,开始接受进步作家的稿子。以鲁迅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为它的副刊《自由谈》写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报纸继起仿效。《太白》、《新语林》、《芒种》、《杂文》(后改名《质文》)等期刊接着出版,都以登载这样的短文为主。它们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称为杂感,题材广泛开阔,形式多样灵活,春兰秋菊,各极其妍,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种蓬蓬勃勃的局面。由于杂文在文坛上风行,登载杂文的刊物众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指专登小品杂感的小刊物)。
  本时期的杂文作者,除鲁迅外,应当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杂文为武器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出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等文对新军阀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联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走向死亡,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只能靠“特殊本事”——赌、打、骗、吓、抵赖、罚咒等“流氓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揭露了中国的“财神”们(地主、资本家)在其主子——外国“大财神”的指使下进行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深的时候,瞿秋白的《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等文,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戳穿了他们的无耻欺骗伎俩。他抓住敌人言行之间的矛盾,把他们不能见人的“后台戏搬到前台来演”,使他们对外屈膝求降、对内残酷镇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瞿秋白也把他的笔锋指向那些参加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配合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各种反动文艺流派,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道诗话》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权”其实是在粉饰反动政府的统治权;《出卖灵魂的秘诀》指出胡适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上条陈”,主张“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决”;他画出了“新月派”诗人的猫样的嘴脸(《猫样的诗人》)和“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样的英雄》);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其反动本质的“自由人”不过是一种“皮红”而“肉白”的“红萝卜”,提醒人们多加警惕(《红萝卜》)。瞿秋白的这些文章,有时带有某种“左”的情绪,但它们大多剥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倾注了愤怒和憎恶的感情,犀利泼剌,是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旧的世界之外,瞿秋白还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中国真正群众的彻底的新英雄”,呼唤着新世界的诞生。《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等,就是这一类的文章。在阴云密布的中国,他号召群众“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用“惊天动地的霹雳”打开层层的“乌云”,创造“光华灿烂的宇宙”。这类文章为数不多,却是当时一般杂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通过对一些上层人物言行的白描,运用恰当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创造出某种社会典型。他有时也用象征的手法来把他所要说明的问题形象化(例如《一种云》),有时又通过对社会习俗的描绘来引起人们的联想(例如《民族的灵魂》)。他适应文章内容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采用政论、短评、随感录、书评、抒情散文、杂剧、短曲、寓言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战斗,都能写得深入浅,明白晓畅。瞿秋白的杂文在思想和艺术的统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左联”时期,茅盾、郁达夫、陈望着、阿英(钱杏村)等作家,也都在从事小说创作或文艺批评的同时,运用杂文的形式进行了战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影响下,青年作者大量涌现,各各以杂文为武器,或则抨击政治的黑暗,或则揭露社会的矛盾,或则针砭时事,或则漫谈文艺,内容广泛,风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锋利有力,表现了虎虎的生气。徐懋庸(1910—1977)写了《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剌有力,写来从容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唐涛的《推背集》、《海天集》等杂文,揭发时弊、抗争现实,时复带着散文笔调,含有抒情气氛,在艺术风格上受有鲁迅的影响。徐诗荃得到鲁迅的帮助,变换多种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不少反抗束缚、批评时政的短评,题材广泛,笔致娴熟。此外如聂绀弩的酣畅淋漓,周林斋的严谨缜密,柯灵的潇洒清丽,各具特点,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识以下》,夏征农著有《野火集》,都是于小说、评论之余兼写杂文的作家。还有陈子展的考证,孔另境的随笔,也为读者所欢迎。这些文章的出现,正如鲁迅所说:“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创作,较“五四”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二十年代步入文坛的老作家继续撰写,本时期涌现的一些新作家,也在创作小说、诗歌、戏剧的同时,写了大量抒情散文,并且还出现了以创作抒情散文为主的作家。他们或则揭露丑恶的黑暗现实,或则赞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或则描绘祖国或世界的壮丽山河,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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