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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那个红军上山梁，
叫声那个哥哥早回转罗呵，
老百姓的痛苦记心上。
喂！站在那包谷地旁，
望着那摩天岭上，
四山那个云彩放红光罗呵。
犀牛那个望啊月，
犀牛那个望啊月，
姐望红军哝荷呀荷咳，
早回乡罗喂！
——《盼红军》
情意真挚，表现形式自然活泼，是一篇优秀的抒情诗。
劳动人民深深地懂得，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劳动人民的幸福，“行船要靠舵拿稳，翻身要靠共产党”，人民群众对于党和革命领袖有无比的爱戴和崇敬，“爹在娘在，莫如共产党在；爹亲娘亲，莫如毛主席亲”。对于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人民群众总是带着纯朴真挚的感情，选择最美丽的言词来加以赞颂：
井冈山头连青天，汪洋大海不见边，
比起恩人毛委员，高山嫌低海嫌浅。
——《恩人毛委员》
从短短的四句歌里，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发自肺腑的感激和对他领导的无限信任。土家族有一首《扛起梭标跟贺龙》的民歌：“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标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有个毛泽东。”气势豪迈，思想表达得准确，表现了人民群众跟着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在各个根据地里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许多歌颂彭湃、韦拔群、刘志丹、方志敏等烈士的民歌。
歌颂红军的部分，内容特别丰富：有歌唱人民和红军的亲密关系的，有描写迎红军、送红军、盼红军的。湘鄂西根据地流传着一首《贺龙军》：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
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
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
只听脚板响，不听人做声。
“伢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媳妇你起来，门口点个灯，
照着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
这首歌谣借一个老婆婆的几句话和很少的动作，生动地描写了人民和红军之间的深厚情谊。半夜里，老婆婆被嚓嚓的有规律的脚步声惊醒，她立刻知道有队伍在门口过。这时老婆婆的心情有相当复杂，她侧着耳朵细细地听。环境的安谧把一支自觉遵守纪律的部队的形象清晰地烘托了出来。老婆婆从多少次经验中很快就判明了：这样好的队伍自然不是敌军而是自己的亲人红军。她告诫孩子们不要怕，而又特别嘱咐年青的儿媳妇赶快起来在门口点个灯为他们行军照路。老婆婆这个嘱咐充分表露了她对红军的信任和关怀。歌谣不用正面描写红军，而对红军的本质揭示得非常充分；写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分亲切。整个作品字数不多，但内容丰富，感情深挚，结构紧密，层次分明；无论是叙事抒情，都写得有声有色。这样的歌谣决不是凭想象能够写得出来的，它是革命歌谣中杰出的一首。
当红军北上抗日时，人民群众唱起了送红军的歌谣，《十送》就是流传很广的一首。歌谣在“一送”里劈头点明了这是一个“秋风细雨”的季节。送行的群众问道：“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在“二送”里群众站在大道旁，“桌上摆满送行酒，酒儿里边掺蜜糖”，他们一面斟上酒，一面唱道：“红军啊，恩情似海不能忘”。表达了人民群众和红军的深厚情谊。在“四送”里写红军过高山，这时正是“山上包谷金灿灿”，庄稼是红军帮助种上的，已到收割时候，更引起了群众对红军的依恋，因此他们唱道：“红军啊，撒下种子红了天”，语意双送，也反映了群众的胜利信心。在“十送”里，群众盼望红军转回来，那时群众要在“巴山顶上搭高台”，欢迎自己的亲人。“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龙绣凤放光彩。”他们要把台搭得庄严、美观，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台，“红军啊，这台名叫望戏台。”殷切的期望，诚挚的留恋，豪迈的乐观气概，坚定的胜利信心，充满在字里行间。
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中，经过苗、彝、白、纳西、藏、回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同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各族人民歌颂自己的军队，创作了不少优美的民歌和故事。云南纳西族歌手用传统民歌《蜂花相会》的调子，加以革新，编了新的寓言长歌《三月和风吹》，以蜜蜂比喻红军，以鲜花比喻人民，歌颂红军给人民带来幸福，歌唱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布谷鸟走后》、《红军是要回来的》等民歌表现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少数民族中流传的革命故事很多，如贵州有毛主席给贫苦老大娘送毛衣和白米的故事，云南有红军攻打宜宾城的传说等。有些故事在流传中出现了一些神奇的情节，如《红军树》、《红军坟》、《红军草鞋灰》等传说，通过不同的情节表现了相似的主题，都说这些与红军有关的事物，可以奇迹般地解除人民的痛苦。
智慧的、富有艺术才能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创作了为数惊人的优美动人的歌谣。它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灿烂夺目的艺术明珠。红色歌谣采用了传统歌谣的长处，或因物起兴，或就近取比，或直抒胸怀，或反复吟唱。劳动人民过去世世代代运用这种形式和方法唱出他们的苦难，唱出他们的爱情；这里则用以歌唱革命斗争，歌唱新的生活，歌唱党，歌唱领袖和红军。这些歌谣除仍然保持着传统歌谣的那种单纯、明朗、刚健、清新以及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外，其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则有新的发展，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光辉的一页。高尔基曾经指出民歌是和悲观主义绝缘的。这个论断，在劳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红色歌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革命歌谣是革命根据地文艺创作的精华。它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农民会唱，干部会唱，战士会唱，它是根据地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的生活教科书。
革命根据地文艺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战斗频繁的环境中产生的。虽然有些作品艺术加工不够，但它是完全崭新的文艺，这种文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文艺自觉为政治服务、专业文艺工作与群众文艺同时并进、文艺作品与群众联系密切、群众娱乐与进行革命教育相结合等等。革命根据地文艺的这种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工作中，都被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更高的发扬。
第十一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张天翼、艾芜等作家的小说创作
创作队伍的扩大，是“左联”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在“左联”成立时，鲁迅即提出“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建议。他自己身体力行，对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新进作家，奖掖指导，不遗余力。“左联”也为培养青年作家，发展文学创作，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十年内战期间，新人新作大批涌现，其中尤以短篇小说创作，取得最为丰硕的成果。
作家张天翼出现于一九二九年，初作《三天半的梦》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十期）上。此后创作产量日丰，短篇有《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春风》、《追》等集子，中篇有《清明时节》，长篇有《鬼土日记》、《一年》、《在城市里》等。当时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中的感伤主义情调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开始感到厌倦，张天翼的出现，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很快就拥有大量的读者。
张天翼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父亲靠当教职员来维持生活。张天翼从小随父亲漂泊流转，当过职员、教员、记者，接触的生活面很广；对于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他都注意观察、了解。这使得他的作品能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反映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并塑造出不少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他熟悉许多地方的方言土语，而又能去粗取精，较好地运用它们。文笔洗练明快，泼刺新鲜，往往只用很少笔墨，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面貌；冗长的叙述描写和浮泛的抒情议论，在他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他是一个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
张天翼写得最多的，是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庸俗虚伪、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这些人物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用喝酒、闲逛、谈情说爱来打发日子。他们时或也感到苦闷不满，但又无力自拔，有的甚至自甘堕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