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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因为作者这时还缺少工农斗争生活的体验，有些剧作未能创造出真实动人的人物形象，如《一九三二的月光曲》中的工人和《洪水》中的农民的性格都不够鲜明，但是这些剧本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渗透了作者强烈的政治热情，在观众和读者当中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回春之曲》（三幕剧）作于一九三五年，写侨剧南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后，抱着满腔救国热情，回国抗日。高维汉在“一二八”战争中身受重伤，脑神经因强烈震动以致记忆全失，但仍高呼前进杀敌的口号。全剧除抗日救亡这条主线外，高维汉与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这两条线索结合较紧，不惟没有因为爱情情节的穿插而冲淡抗日主题的积极意义，而且还有所加强。当“一二八”战争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政策下宣告停止后，病中失去知觉的高维汉仍三年如一日地高呼着“杀啊，前进啊！”这一方面突出了高维汉的爱国主义热情，反映了全国人民继续高涨的抗日要求，另一方面也鞭挞了国民党媚日投降的罪行。正当高维汉处在病中，远从南洋赶回祖国的梅娘，对他的爱情仍是坚贞不渝，给他以细心的调护，并坚拒坏人的引诱，高维汉也终于在她的细心调护之下恢复了健康。梅娘在剧本中出现的场面不多，但她的形象，同高维汉一样，也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全剧充满了田汉剧作所特有的抒情气氛，对话自然流畅，穿插其中的几首歌曲，情致深厚，更加强了剧本的诗的素质。《回春之曲》反映了群众要求抗日的心情，在当时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除上述诸作品外，田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剧作，尚有《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战友》和《阿比西尼亚的母亲》等。他还写过以“一二八”战争为题材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这是我国最早表现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抗战爆发后不久，田汉又写了以芦沟桥军民共同抗日为主题的四幕剧《芦沟桥》。此后，田汉除从事抗战剧运外，仍努力从事剧本创作，产量甚丰。取材于宋代抗金史实的戏曲《江汉渔歌》（一九四年出版），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洪深继《赵阎王》之后，这一时期又写了《五奎桥》（独幕）、《香稻米》（三幕）、《青龙潭》（四幕）三个剧本，总题为《农村三部曲》。《五奎桥》是三部曲中最得好评的一部。五奎桥是乡间水陆交通要道，桥孔窄狭，农民抗旱用的机器打水的船不能通过，它的存毁与桥东西百多亩地收成的丰歉大有关系；但是它又干系着周乡绅家祖坟上的“风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殊利益和威权的象征。因此，在五奎桥的拆毁问题上，就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江南农村里广大农民与豪绅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剧本正是围绕桥的拆毁问题，展开关于农村阶级斗争和人物性格的描画的。农民为了要活命不得不拆桥，而周乡绅为了要保护他家的“风水”和要维系其封建权力，耍尽一切花样来阻止农民拆桥，于是在农村里尖锐地对立着的两种阶级力量，就在五奎桥上进行了面对面的剧烈斗争。剧本较为成功地创造了青年农民李全生和恶霸地主周乡绅两个人物形象。李全生敢于向封建势力斗争，当场揭穿了周乡绅瓦解农民斗争意志的欺骗手段。他和农民们赢得了拆毁五奎桥的胜利。周乡绅狡诈阴狠，不仅利用反动军警和法律来威胁农民，而且还企图用甜言蜜语来软化和瓦解农民，但是在农民的强大威力下，他的阴谋诡计和武力镇压都遭到失败。剧本结构自然紧凑，使观众的情感一步步地随着剧情的发展而逐渐高昂起来。《五奎桥》是我国现代文学较早反映农民斗争的一个优秀剧本。它的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爱好，不是偶然的。
洪深还是“国防戏剧”的热心倡导者。由他执笔的集体创作的剧本《走私》，在演出时曾获得良好效果。抗战时期，洪深在艰苦环境下参加国统区的进步戏剧运动，并创作了不少剧本。四幕剧《包得行》暴露国民党兵役制度的黑暗，在运用四川方言方面，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
欧阳予倩上一时期的剧作，主要描写男女爱情问题和家庭纠纷，借此鞭挞封建礼教。随着时代和作家自身思想的发展，本时期创作题材也有所扩大。《屏风后》通过女伶忆情母女的不幸遭遇和“道德维持会”会长父子的道德败坏的生活，揭发了封建卫道者遮掩在“屏风”后面的恶德丑行；《车夫之家》展示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并控诉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罪行；《买卖》揭露买办阶级甘心以自己的亲人作交易的卑鄙行为；《同住的三家人》描写城市劳动人民在军阀屠杀、内战频仍、纸币贬值的情况下的苦难生活，并指出只有“不受有钱人的欺骗和麻醉”，“跟大家去打开一条出路”，才是正当的办法。这些题材都来自作者的亲身见闻，有很强的生活实感，兼之作者舞台经验丰富，写作技巧熟练，人物形象比较生动，往往能在短短的一幕戏里揭示出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
第四节：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群众歌谣
“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05页）而在进行着革命战争的广大红色区域里，却茁壮地生长着另一种革命的文艺活动，那就是根据地群众的文艺运动和群众歌谣、戏剧等创作。它们和革命战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运动，在总的方向上相一致。
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大而开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于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九二七年。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工农群众，把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结合起来，走上了通向革命胜利的道路。在这一新形势下，使人民群众了解革命的意义，进一步广泛地发动群众，便被提上了日程。一九二九年十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亲自草拟了大会的决议案。决议的第四部分对宣传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和论述，指出了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指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充实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在部队中，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提倡利用文艺形式进行娱乐活动。
由于古田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文艺活动在部队中活跃起来，当时工农红军学校几乎每周都有吸收群众参加的晚会。一九三一年工农学校又成立了八一剧团，这是根据地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这个剧团受到了群众普遍欢迎。为使文艺进一步更好的服务于革命斗争，一九三二年在艺术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各省县区乡相继设立分社支社。一九三三年设立了蓝衫剧团（后改为苏维埃剧团），开办了蓝衫剧团训练班（后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红军政治部门除剧社外还设有俱乐部或列宁室。政府机关、较大的工厂俱以及各个区乡，同样建立了俱乐部或列宁室，作为开展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园地。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三年所写《长岗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介绍，江西兴国县长岗乡有俱乐部四个，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有企业乐部两个；俱乐部内设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和剧团，几乎村村有墙报。由于俱乐部的推动，文艺活动相当活跃。此外，《红色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机关报）、《青年实话》（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红星》（红军总政治部编）等报刊，也对开展文艺运动作了很多工作，诸如刊登文艺作品、编辑出版《革命歌谣选集》、《革命诗集》等。
一九三四年初，原在上海和鲁迅一起从事革命文化运动的瞿秋白来到了革命根据地。他担任了工农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管艺术局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颁布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包括《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艺术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尔部纲要》等，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