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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
作者：刘勇 编著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崭新教学理念编写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它清晰而详细地叙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从1917年前后到1949年间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其间各种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成就，深入阐发了现代文学的思想文化含蕴。本书致力于培养和提高广大学生阅读、鉴赏、分析和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及文艺现象的能力，使他们能够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服务于当代的文化事业。
本书的撰写者都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既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长，又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因此，本书显示了以下的突出特点：
首先，全面系统地覆盖了现代文学所有的重要领域，无论是对作家作品，还是社团流派，以及文学论争，都进行了应有的评价。尤其是以往一般现代文学教材忽略的通俗文学创作部分，本书亦给予了客观详细的描述和评价，强调了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并存及其实际影响，这也与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保持了应有的沟通和衔接。
其次，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既突出重点内容，又具有广泛的知识覆盖面，点、线、面结合，追求叙述历史的深度和力度，立体化地展现了现代文学的直实形态。这体现了我们体例编排上的一些新的想法和追求。我们力图在相对简约的篇幅中，尽可能展示中国现代文学丰富而完整的面貌，其中包括对现代文学发生过程的描述以及上述提及的对通俗文学存在价值的关注等等；同时又尽可能地对相关内容按照历史时段或文体的分类加以相对集中的介绍和论析。以我们的体会，作为教材，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教学层面的实际操作。
正文
绪论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